出上海記：寫給呂明方
《生命是一場彼岸花開》
作者：陳煒
（中信出版集團董事長）
與明方老哥相交莫逆。我們年紀相差不少，屬於忘年交情。至今仍然記得，和明方大哥初次相遇是在浦江的游輪上，那時候我意氣風發，而他總是那樣清清淡淡地講述他的意見。後來，每每在人生轉折顛沛的當口，我總樂意找他聊，因為他總是用最清晰的邏輯和最耐心的傾聽來包容世事。
冬日暖陽的午後，嘉銘中心樓下的中信書店。明方剛從上海來京，我們就約在這裡，席間提及了他的新作《生命是一場彼岸花開》（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第一版。該隨筆集連同他之前在該社出版的《梧桐四季又一年》《時間留在了空間里》，在七年間形成了他的時空三部曲），談到了上海灘上的舊人舊事，不免為之扼腕。我們認識的很多老朋友、老同事、老領導已然過去；當年的很多事，從彼時看和當下品，已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當時是局中人，當下已然是他者了。但所幸者，我們今天還可以一起坐下來，以更加超脫的心態來談過去、現在和將來。
明方老哥言談間有種特殊的氣質，既帶著上海灘特有的克制，又隱約透著漂泊過後的通透。
我認為是他生命中“出上海”與“歸上海”的褶皺里，沈澱下來的東西。翻開《生命是一場彼岸花開》的書稿，文中寫著：“其實，過去也許永遠都在，它在一個光線找不到的地方，等待某一支記憶的燭光被點燃與喚起。”
01 出上海記
作為一個前記者、企業管理者、投資人，以及一個寫作者，明方筆下構建出的“出上海”，絕非簡單的地理遷徙，而是一代人的精神離散史。為什麼是“離散”，因為時代往前，人被裹挾著往前，往前便意味著和過去決裂，和舊事物道別。
九十年代的上海，正處於某種巨大的蛻變前夜，南京路上的霓虹尚未完全亮起，弄堂里的吳儂軟語已開始混雜著對外面世界的想象。書中寫到了金先生的《繁花》，也寫到了“老散戶”楊懷定的百萬曆程。他們這一代人，和我們這一代人，都曾經站在外灘，看著浦東那片尚顯荒涼的土地，同樣，也都看著高樓平地起，霓虹跨浦江，心中湧動的不是留守的安穩，而是對“別處”的執念。
“別處”在明方的敘事中，始終帶著一種優雅的痛感。這種感覺，對於背井離鄉的我來說，尤其無法自拔。我會思念母親為我整理行囊時，樟腦丸的氣味在箱底沈澱成鄉愁的底色；我會思念父親在院子抽煙的背影，被清晨的白霧一點點吞沒；我也會懷念上一次走過康平路，梧桐葉落在肩頭，像時光無聲的叩問。回憶中的細節是動人的，在明方的書中，你能看到很多這樣的細節，和離別有關，和離別的浪漫有關。從上海到香港，特別是在上海實業工作的18年間，他誠實地記錄著那種“既渴望飛翔又恐懼墜落”的矛盾——這是每一個從黃浦江畔走向維多利亞港的遊子，心中共有的隱秘。
香港、日本京都等地域，在明方的書中不斷出現。這些地方並非一個現成的城市，而是一個需要被重新認知的“他者”。明方以驚人的誠實，書寫著上海和其他城市旅居的文化震蕩；他也寫時代每一個場景中的身份的試探與重構。特別有意思的是，他特別擅長捕捉那些微妙的錯位時刻——他現在自己帶著手機來拍一些場景，比如他來出版社看我，就拍了一場大樓中庭長得桀驁不馴的一叢竹子——這些和人一起，被記錄在了這本書中，構成了離散者最真實的生存狀態：既不在此，也不在彼，懸置於不同文化、各自時代、兩種身份之間。
但是，我覺得非要從文化層面看隨筆，是牽強的。他寫“出上海”，最終是為了寫“出自己”——走出那個被弄堂、被單位、被計劃經濟時代所規訓的舊我，在更遼闊的語境中，重新理解何為“上海人”，何為“中國人”，何為“漂泊者”。這種出走，因此具有了某種存在主義的意義：人必須離開故鄉，才能真正理解故鄉；必須成為他者，才能最終認識自己。
02 曠野漂泊與應許之地
我和明方老哥聊人生，往往就會聊到我們共同熟知的上海。無論對於他還是對於我，上海的歲月，都不是success story的線性敘事，而是一場在繁華都市中的荒野行走。
他說：昨天的雨淋濕不了今天的地。我想，一個企業管理者的香港漂泊是孤獨的，即便他的文章中講到香港都很克制——銅鑼灣的喧囂中是否有更深的孤獨，半山豪宅中能否窺見階層的鴻溝，蘭桂坊的燈紅酒綠何以保持某種清醒的疏離——都只能變成筆下只言片語。
這種“曠野感”來源於明方對“漂泊”的深刻體認。他的文字沒有將漂泊美化成浪漫的流浪，也拒絕將其簡化為苦難的堆積。在他筆下，漂泊是一種根本性的生存境況——每個人都是時間的流浪者，都是空間的過客。他寫舊時香港、少時上海，他也寫常玉、陳衝、刀郎；當然，他的筆下也有更多的企業管理者，他們引入了星巴克、創辦了知名基金。而對明方來說，作為曾經的上海醫藥的掌舵人，他花了不少精力來寫中國的“醫藥人”。書中有一篇專門寫了恆瑞醫藥的孫飄揚，文章洋洋灑灑，卻是創新藥騰飛之初的寫實。
書中的人物共同構成了一個“漂泊者的共和國”。在這些描寫中，明方顯示出一種罕見的“他者之心”：他不僅能看見自己的漂泊，更能看見所有人的奮鬥；不僅印證自己的人生，更是對所有在命運中輾轉的他者，生出深切的共情。
這種“心安即是應許”的領悟，並非消極的妥協，而是一種積極的建構。對於這個時代浪潮中的每一個人，我們的應許之地不在地理的終點，而在心靈的覺悟之處。所謂應許，不是上帝賜予的流奶與蜜之地，而是人在經歷了一切起起伏伏之後，依然選擇相信、依然選擇熱愛的能力。
早上，上海的朋友發來一張生煎包子的照片，熱氣騰騰。我下決心，下次回去的時候，一定要去嘗一下。雙城生活中，城市的記憶早已面目全非，但是我們總歸可以在某個老弄堂的拆遷廢墟中，聞到熟悉的食物香氣。如同明方的文字描述的，我們的應許之地不在遠方，而在我們願意為之賦予意義的任何地方。
03 在理解他人中抵達自我
書中最動人的部分，是明方對“他者”的持續凝視與深切理解。“彼岸花開”的意象，在他筆下逐漸從一種個人的抒情，昇華為一種倫理的立場——所謂彼岸，不僅是空間上的對岸，更是他者的心靈；所謂花開，不僅是自我生命的綻放，更是對他者生命的看見與成全。
明方寫人也寫城市。他所呈現的人物圖景是複雜而多元的。這些人物不是功能性的配角，而是各自生命故事的主角。明方以謙遜的姿態進入他們的世界，傾聽他們的聲音，理解他們的選擇，這種“他者心”使他的散文具有了某種時代歷史的溫度。
特別值得稱道的是，明方從未將“理解他者”變成一種廉價的道德姿態。他誠實地記錄著理解的困難——階層的差異、代際的鴻溝、政治的歧見，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屏障。但他更相信，在這些屏障之上，依然存在著某種可以相通的東西：對尊嚴的渴望，對愛的需要，對意義的追尋，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正是這些共通的人性基礎，使“彼岸”不再遙不可及，使“花開”成為可能。
在書的前記中，明方又一次在Osaka，寫下一段文字，他說：“隨筆的書寫不僅是字詞句和標點符號的組合，它更是一種看待世界以及識人識己的方式，糅合著特殊的時空，留給未來的讀者。”
我想，生命不是從這一岸到那一岸的直線航行，而是在無數彼岸之間的永恆擺渡。每一次靠岸，都是為了下一次出發；每一次花開，都是為了見證更多的花開。而他者，從來不是需要被征服或同化的對象，而是照亮我自身存在的鏡子，是使我得以完整的另一半。
讀完明方的書，我重新想起浦江畔的相遇。那時我尚未理解，他眼神中那種既疏離又溫熱的複雜神情，究竟來自何處。
現在我知道了，那是經歷過漫長漂泊之後，在無數他者心中穿行而過，最終沈澱下來的東西——一種對生命的敬畏，對差異的尊重，對連接的渴望。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個認真生活的人，都是這場花開的一部分；每一次真誠的理解，都是向彼岸的靠近。
（編輯：程立，編審：張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