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掉天涯孤旅的愁——那些年中国人去印尼的一路心酸

印尼老炮儿”的白话诗,瞬间触动了“南漂”痛点

再过一两天,我又要踏上前往赤道以南的旅程了。

这十多年,我从国内到印尼,来来回回几十次,奔波劳碌,含辛茹苦,新鲜劲儿早已过去,行进的脚步却停不来。我的一位发小老同学王保良说过“人生就是在路上”,这句有点哲理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长期漂在南洋群岛(算是南漂吧),所谓“自由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其间种种酸甜苦辣,都会令人生出难以言表的沧桑感,尤其像我这样写文章为生的“码字匠人”更是如此。

昨天,笔者翻阅老杜在印尼的公众号,读到他昔日创作的一首大白话式的叙事诗,不禁产生强烈共鸣,用网络标题党的话形容就是,瞬间触动了“南漂”的痛点。

现全文抄录如下,也借网红杜兄大作,为本人的丁剑印尼纪事聚点人气:

在印尼,要对自己好一点。/这是实话。/无论你是国企,还是民企,/无论你是大老板,还是把工打。/无论你是男子汉,还是女人花。/来久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印尼,是不是你第二个家?

脱下了棉衣,换上了背心,/抹去了些许灰蒙的霾气,/看到了清澈明亮的彩霞。

一带一路,似乎离我太远。/背着行囊,选择四海为家。/本以为紫皮护照能够畅行天下,/没想到在这里一下飞机,就被人敲诈。

曾经,我是央企的一名高管,/向总部立下军令状,来印尼搞开发。/五年内不拿到五个项目,至少也要拿到仨。/可如今时间已经过半,/项目还不知道究竟在哪!/每次老总来印尼视察,都要遭到一顿臭骂:/别人都中标了不少项目,要你们做啥?

曾经,我是机关里的优秀公务员,来印尼驻外,想锦上添花。/没想到这里人少事多乱如麻,/妻子多次抱怨,岳母病重,孩子放鸭,/任期内没人想来“接驾”,/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曾经,我是个不大不小的个体户,/在中国也是吆五喝六,算是所谓企业家。/无奈国内实体经济下滑,只好来印尼搞批发。/几经折腾,资金所剩无几,货物也找不到啦,/多方了解才知道,我碰到了人渣!

曾经,我是个普通农民,/家乡小城镇改造,补偿金不知道怎样花。/来到这里试试运气,卖起了烤鸭,/每天买主不多,更多的是移民官和警察,/提心吊胆,不知道哪天被抓!

曾经,我是个无业游民,/被老乡拉到这里闯天下。/小本经营,卖起了燕窝和其它。/也曾赚过一点小钱,/可利润追不上汇率的变化,/还遭到了海关前所未有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经常问自己,我为什么来到印尼,奋斗在爪哇?/一个答案是,我是男人,我要养家。/一个答案是,我是女人,不需要男人护驾。

也常常面壁思过:/为什么还要坚持?/为什么还不回家?/我是来找矿,还是来找打?/我是来自强,还是来自杀?/为什么不能像印尼人那样,活着潇洒?/区别是,我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人家印尼人,根本不考虑起跑线是啥!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一碗印多面,再撒上一点老干妈。/懒得冲凉,匆忙就往床上爬。/梦中出现了我那淘气的狗蛋,还有贤惠的翠花/而叫醒我的,是清真寺的喇叭。

朋友送来一只猫咪小花,/尽管被我饿的皮包骨头,/仍然和我相依为命,依偎着我把欢撒。/某一天她突然失踪,不再回家,/急的我楼上楼下大声呼唤:小花,你在哪里,小花!

要去外岛,需要坐飞机,/基本不会考虑坐咖鲁达,/只有拉燕(lion)/还有斯瑞维加亚,/他们共同的关键词就是:廉价,再廉价。/所幸印尼飞机上可以携带液体,/带上一壶水,让我又省去四块八。

久而久之,我几乎已经失去了那个功能,/没有钱,更没有胆去那些地方潇洒。/只有在后半夜惊醒,伴着明亮的月光,/看着毛片,思恋着愈加朦胧的她(他)。

孤独经常陪伴着我,/心情也越来越差。/微信里,朋友已经拉黑不再和我说话,/QQ从此也很少滴答。/伴随我的,只有当做屏保的她们娘俩,/偶尔也和她们视频一下,报个平安,给自己减减压。

也许某一天,一个悲剧突发,/我不得不竖着进来,横着回家/亲爱的的老爸老妈,还有狗蛋翠花,/不要抱怨,不要责怪,/因为这是我自己无悔的选择,仅此无他!

是的,在印尼,要对自己好一点,/这是实话,真的,大实话。

飞机的轰鸣声逐渐减弱,告诉我雅加达即将到达,/窗外,尽管仍在旱季,小雨又在淅淅沥沥地下……

没想到啊!天津人老杜,这位国企高管出身,带人四处找矿的“印尼老炮儿”,在高空飞机上写出的这首诗,竟如此接地气,道出了如今在印尼打拼的大部分国人的心里话。

不可不知的“印尼老炮儿”—老杜。

这是一位阅历丰富,豁达爽朗的独立撰稿人,已过花甲之年。退休前十几年一直在印尼做项目,拥有丰富多彩的印尼工作、学习和生活经历,对于印尼政治、经济等方面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现任印尼一家大型民企首席顾问,喜爱写作,擅长用幽默的天津话表达,文字朴实无华,直抒胸臆,系众多“南漂”的偶像和知心大哥。

比如我本人,基本上也算是一个印尼老炮儿了,可是每次在雅加达机场进出移民厅和海关,尽管护照签证一切合法,仍不免隐约有些惴惴不安,因为很容易被检验盖章的移民官故意刁难,索要小费,差不多是每个来印尼单打独斗的中国人都遇到过的问题。

我看过很多网友吐槽的经历和情绪变化。

一位自称平叔的朋友发的帖子比较有代表性:

“刚来时嘴硬的很,遇到要小费的海关就是不给,后来被移民官拿着护照就是不让你走,我一个大老爷们不要紧,可是看着老婆小孩一脸茫然、委屈无辜的样子,只好怂了,掏个三五百千印尼盾(相当人民币二百左右)出关了事,以后再也不这么牛哄哄的。”

有人会说这事情可以去大使馆投诉啊!那位平叔也问过,得到的答复是无解。他还问过印尼的大咖,有没有合理合规的解决办法,被告知最好的办法就是给钱。好吧,这也算一条捷径了,也算简单。这些痛点平叔从一来这里考察就深深的感受到了。”

到达雅加达机场准备过关的中国旅客。

笔者“南漂”这么久,当然也知道此乃印尼国情:小钱不出,大钱不入。可是尽管如此,看到人家欧美、日本等国人士从来都是畅通无阻,心里还是难免郁闷。

去年回国去广州,正赶上《厉害了,我的国!》在影院热映,笔者买票观看,果然深受鼓舞。但一想起国人在印尼乃至海外其他国家遭遇的这些“小歧视”,就不由自主发了句感慨:“我的国,确实厉害!我的国人,还没那么厉害。”

“过番”之路再苦难,也挡不住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

话又说回来。这些年,虽然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国人,去印尼谋生创业,天涯孤旅,多多少少都遇到过小不愉快,甚至是很大的烦恼。

但是,相比于大家在这个国家享受到的南洋绮丽风光,普通民众的善良淳朴,生活状态的简单祥和,还有赚钱相对容易,竞争不那么激烈等美好记忆,上述不快也就说说罢了,还不至于太影响心情,让人感觉生无可恋。

然而,再往前追溯,如果说起前辈中国人“过番”下南洋时,一路上各种困苦艰险,与如今“南漂”们几个小时即可飞来飞去的便利条件相比,那才叫天差地别,生不如死。

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让各位“南漂”兄弟姐妹感恩今天的幸福生活,也为了给自己再度出发打打气,我就来个忆苦思甜,在这里还原一下先人们当年“过番”的种种情形。

在笔者家乡福建福清,还有闽南广东一带,“过番”是一个流传已久的一个词汇。一般而言,过番就是下南洋。咱们大天朝虽然历史上苦难深重,战乱饥荒,动不动就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但始终认为大中华才是文明国度,海外都是野蛮未开化,好像小鬼一样的生番之邦。所以从明清到民国,从官方到民间,都把老百姓去海外讨生活称为“过番”,把华侨叫做“番客”。直到解放以后,人民群众在党的教育下,才把过番改为出国。现如今在我老家,仍有乡下人习惯把旅外乡亲称为番客。

从古代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下南洋都是坐船。笔者曾因好奇而探究,是什么推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离乡背井远涉重洋?茫茫大海,无边巨浪,以早期的航海技术,人们驾着怎样的船只、经过怎样的航线来到南洋的?对于船舱里一个个脆弱的生命来说,又意味着每一趟旅途是多么艰难与凶险。

有学者说过,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大规模迁徙南洋的背后,大抵上有三大原因:一是为战乱和天灾所迫;二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原因;三是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在我看来,对大部分热衷于出国的中国人而言,之所以前赴后继,代代无穷期,还是上面总结的第三条因素最为主要:“过番”之路再苦再难,也挡不住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

闽粤沿海一带人民和出洋的华侨,虽然嘴上都把当地土著贬称为“番鬼”,但心里比谁都明白,南洋群岛土壤肥沃,地广人稀。如果肯干,就大有希望。有些先到南洋的人回来探亲,给乡亲们的感觉是日子过的不错。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冲击,出去闯一下竟然可以过过上这样的好日子,那我也必须去。

他们不知道,凡是出了洋的还能回来探亲的人,一般都混得不错,也有穷苦的番客,无法回来只能老死异乡。但是回来所谓成功人士,就被当成样板,也会不由自主地炫耀,南洋比国内的日子怎么好过。这便吸引了一些人又去了。后来去的人又回来探亲,家人见他在南洋过的还行,又有亲戚投靠而去,就这样一个带一个,出洋过番的人就代代相传,越来越多。

在笔者老家,人民过番谋生,也是祖传的看家本领。那时日子贫苦,生存不易,只要能出国,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浪迹天涯,一切都不在话下。老辈子传下来的歌谣唱道:

南洋好!遍地都是宝。

不用耕牛不用镰刀,

随处可种瓜果和水稻……

南洋既然这样好,有什么理由不去闯一闯呢!

那年头,福清人出国下南洋,一往无前,狂热到什么程度呢?

笔者在三宝垄福清公会采访,96岁的夏昌鋆老先生,曾经讲过他小时候耳闻目睹的情景:

“我家乡有一些村子在海边,有时候一群后生仔(年轻小伙子)” 正在田里干农活,突然发现海面上停着一艘外国轮船,马上就有人把锄头一扔,撒腿就往海边跑,一边跑一边回头对仍在锄地的乡亲们大喊——回家告诉我依奶(妈妈)——就说我出国去了!——喊着喊着,扑嗵一声跳进大海,游到船边拼命往上爬,管他到哪个国家,爬上去,先出去再说……”

身为社会底层的农民,为了投奔异国挣个美好前程,如此地义无反顾,实在是出人意料的刺激,同时还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我敢说,天底下很难再找到比福清人更大胆的了。

早期出洋到印尼的启程与旅途

夏昌鋆老先生的上述回忆,应该只是当时人们出国比较突出的特例。

对于大部分早期出洋的中国来说,他们还是要按部就班,办好有关手续,老老实实排队上船的。

笔者写的《千岛之国阅沧海——侨领何隆朝传》一书中,对当年何隆朝出国的旅程有过较为详细的叙述:

何隆朝记得,自己是和一队壮丁一起从福清海口上船的。先坐小火轮,离港时一拉汽笛——呜,然后就“突突突”冒着黑烟开走了。小火轮开到福州马尾港,第二天,何隆朝又在这里和这队壮丁一起登上了开往厦门的大火轮。

隆朝与四叔和二三百个壮丁同船来到厦门。这是9岁的他,首次离开家乡福清龙高半岛后,所见到的第一个大城市。

“民国时期,厦门作为全省华侨进出的最大的口岸,设有许多专为华侨服务的客栈旅社。福清人开设的客栈也有好多家,其中,光华、华美、华成、郎官4家规模最大。”

何隆朝和四叔住的客栈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了。想必是作家汪曾祺先生曾描绘过的南方城市常见的那种中低档旅社:“两进房屋,当中有个天井,十来个房间。砖墙、矮窗。不知什么道理,客栈的房间大都不见太阳,除了觉得空气潮湿,还能闻到一股长期造成的洗脸水和小便的气味。这种气味一下子就抓住了旅客,使他们觉得非常亲切。”

何隆朝对这家客栈更感到亲切,尽管他是头一回离开家乡住旅店。一一因为这家客栈是福清江镜他的一位远房亲戚一一五叔五婶开的。

他们在五叔五婶的客栈一住就是七八天,为什么住那么久?一是等船,二是四叔要办出国护照和签证。

这福建厦门,自1843年开埠成为通商口岸之后,西方各国便纷纷以此为据点,向厦门派驻领事,设领事馆。第一个英国,首先在厦设领事馆,委派占据鼓浪屿的英军舰长记里布为领事。第二个是美国,此后,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等国家也都在鼓浪屿上建立领事馆。

当时,印度尼西亚称为荷属东印度,因她尚未独立,还是荷兰人管辖,所以福建人去印尼,要到荷兰驻厦门的领事馆盖章签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交通虽不方便,办理出国手续,尤其是去新加坡和印尼,却比现在容易。你要到印尼去,只要能弄到一份你有亲属在印尼的证明就可以了。大人要办护照,何隆朝那时还是小孩子,连护照也不要办,上岸后有亲人来接即可入境,没有亲属,有同乡朋友帮你到移民厅多花一点钱也能搞定。

大约在12月10日左右,四叔的出国手续办妥了。接着要去荷兰轮船公司买票了,何隆朝却为难了一一四叔没有多余的盘缠,而他身上一毛钱也没有,怎么走啊!

客栈老板娘五婶很可怜这个孩子,她对丈夫说:我们替亚华买一张到南洋的船票吧!五叔也挺豪爽,那就买吧,我看这孩子将来也许有出息。五叔五婶的客栈常有从印尼回国的华侨吃住,因此攒了一点外国钱。他们给何隆朝买了一张散席票,就是连五等客舱也不住,到晚上自己拿张草席往甲板上一铺倒头便睡的那种票。即便如此,这份恩情也让何隆朝记挂回忆了一辈子。

荷兰轮船公司的客轮启航了。

由厦门经新加坡到巴达维亚(当时印尼首都雅加达叫巴达维亚,简称巴城),9天航程(海上走7天,中途在新加坡停留2天),客栈五叔五婶为何隆朝买的船票,票价是荷兰盾13盾8毛钱。

这是一条荷兰万吨邮轮,以今天的眼光看,它也是非常庞大的。五层楼,一层又一层甲板,每层的栏杆上,都挂着火红色的救生圈。船上的设施也很完善,除了好几个餐厅外,顶楼还有专门的舞厅,一到晚上,就有身穿白色长袖衬衫,脖子上打着黑领结的乐手在那里吹吹打打,还有男男女女搂在一起旋转欢跳。对于这样热闹撩人的西洋景,9岁的穷孩子亚华,当然只能是好奇地趴在门外看看,他心想,有钱人可真开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往返于中国厦门与印尼雅加达的荷兰轮船芝加连加号(TJITJALENGKA),这是芝字头轮船中吨位最大的,一万多吨。直到1960年印尼排华时,仍有许多华侨乘坐这艘芝加连加回国,此后不久,即退役告别历史舞台。

碧波无垠,海天一色的景色虽然壮美,但一天下来就让人觉得单调乏味。船上年长的中国人,特别是第一次出国谋生的,大多闷闷地整天坐着,想着纷繁而又沉重的心事。《福清华侨史》上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位有些文化和才情的福清哥下南洋时,编了一首打油诗式的民谣《番客传》,把他在旅途中的自然行程和心路历程都反映出来了。这首用福清话念起来合辙押韵、言语朴实的《番客传》,很快就在福清和海外融侨中流传开来。

一把白扇画古钱,思想去番没盘缠;

亲戚朋友无处借,卖田卖厝几块钱。

二把白扇画山茶,离别父母泪麻麻;

路上花花看世界,花花世界没顾家。

三把白扇画兵营,头站走到兴化城;

出门艰苦难讲尽,天未大光又起程。

四把白扇画凤凰,安海搭渡到厦门;

行到厦门心退悔,思想往事好凄惶。

五把白扇画梧桐,同帮兄弟齐落船;

无山无岸天连天,何时能过七洲洋。

六把白扇画香橼,我做新客真凄凉;

一身流落番边地,何时再见爹共娘。

七把白扇画花厅,七点起早拖车仔;

话语不通没人坐,看见马车心会惊。

八把白扇画八仙,车馆骗人话语甜;

满口义气满心计,开场设赌七世愆。

九把白扇画核桃,天上石榴白面婆;

若还贪色坠落水,一世没面见公婆。

十把白扇画竹竿,白面诸娘没相干;

劝汝后生心把定,赚钱要寄转唐山。

这位作者是个南洋的“骆驼祥子”,在印尼干的是拉黄包车的职业,所以他在《番客传》的后半部分,诉说了工作的艰辛和在车行里受到的欺诈,以及面临的当地女人的诱惑。

何隆朝那时太小,还不懂得乡愁,再说到印尼后就可以见到阿爸和依奶了,他心里还是很兴奋的。对于此行在船上的日子,有两个细节他记得很真切。

一是他身上没有替换的衣服。实在太脏了,就脱下来自己洗了谅在后甲板上。这时小亚华只好光着身子等衣服晒干了再穿,所以最怕突然下雨。于是他就会双手合掌,闭着眼睛向空中拜上几下:“老天爷呀,快把我的衣服晒干吧,不然我没东西穿!”

二是他没钱买吃的。怎么办呢?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晕船呕吐,亚华从不晕船。看见谁晕了很难过的样子,他就跑过去帮人家捶背,小孩子的拳头敲在身上很舒服的。大人清醒了,拿钱给他,亚华说,我不要钱,你给我买一碗花生汤喝好不好。

邮轮驶过中沙群岛,又驶过西沙群岛,每向南行一日,船上的人就感觉天气热了几分。何隆朝离开福清时,已是冷风瑟瑟的初冬,船停靠新加坡港后,他惊奇地发现这里完全是盛夏,码头上做工的人大多穿着汗衫短裤,天气就像老家龙高半岛割稻谷时一样炎热。离爪哇岛越近,这种感觉越强烈,他在家曾听番客们回来讲,南洋番鬼佬的地方没有春夏秋冬,只分旱季和雨季,一整年都是夏天。来此一看,果然如此。

就这样,何隆朝一路漂洋过海,他乘坐的荷兰轮船于12月21日来到了印尼巴城(雅加达)海港。

四叔是大人,有护照,有人担保,上岸过了海关就走了。亚华是小孩,没护照,上了岸,先要在移民厅拘留所里关一个星期,有家人来接才能出去。

7天之后,何隆朝的父亲何天水从几百公里外爪哇岛中部的一个小镇赶来了。他给拘留所看门的印尼人警察塞了5角钱的小费,警察马上就去报告说,那个中国孩子的爸爸来了,可以叫他出来了。

在拘留所的这几天,已经有人告诉何隆朝,他阿爸来接他的手续和程序是这样的:父子会面之前,阿爸须到移民厅先交150盾的担保金,然后把儿子的出生年月、大名小名等自然情况报给荷兰人;出去之前,移民厅的荷兰官员会按照担保人所说的情况盘问被担保的亚华,如果父子俩说的不一致,人也可以出去,但150盾的担保金就被移民局没收了。

这天中午,何隆朝被一个华人翻译领到了讯问室。荷兰人问:

“你叫什么名字?”

“何隆朝。”

“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小名叫亚华。”

“今年多大了?”

“9岁。”

“你爸爸叫什么?”

“何天水。”

……

毕竟是读过书的孩子,面对如此简单的问题,何隆朝当然不会让父亲花那150盾的冤枉钱。他一点也不害怕,回答一字不差。荷兰移民官点点头,一摆手,亚华就被领出讯问室,被正在大门外翘首以盼、神情激动的父亲一把搂在怀里。

这一天,是1937年12月27日。

本文似乎有点过长了,抱歉耽误了读者时间!那就赶紧停笔刹车。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学者高荣伟先生的有关论述,作为本文的总结,并在此向高先生深表感谢!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表示洋都是近代中国老百姓外出务工、人口迁移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路程最远的一次跨国大迁徙,其路途危险程度和谋生的难度远非国内迁徙可比。与闯关东、走西口相比, “下南洋”更为壮观,更具跨国跨洋色彩,范围更大,经历时间更长,历史影响更深远。

中国人是依恋故土的。《汉书》里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中国人下南洋的迁徙历史,打造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迁徙精神”,这种“迁徙精神”集中体现出了中国人的现实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有了这些情怀,我们就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有跨过任何艰难险阻走向美好未来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自由迁徙是全人类获得的现代财富。随着全球化进程在全世界的深入,有着共同历史源流的文化同胞,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习俗的邻居分享社会资源,将是整个人类的未来景象。面对多民族社会和谐共荣的美好愿望,“下南洋”既是悠远的发端,也是现代的启示。

(来源 丁剑印尼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