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漢的親人活了下來，我的叔父卻因疫情死在了美國”
近日《紐約時報》評論版刊發了中國海歸學者饒毅的署名文章，由美國叔父的意外之死引入，講述大時代下中美兩地家族成員的分離聚合，道盡“一場疫情，同一家族，不同國家，陰陽兩隔”的人間悲涼。這個故事被認為映射了中美兩個大國的真實變遷，引人深思。
中國海歸學者饒毅
然而，《紐約時報》卻因為刊登此文而遭到反華政客及其支持者的瘋狂攻擊，宣稱其“幫助中國，傷害美國。
為什麼昔日的“民主燈塔之國”，竟然容不下社會發出多元的聲音，動輒將一件小事政治化？究其原因，不過是害怕面對對比帶來的真相。
在饒毅家族的真實故事裡，武漢是最先報告發現疫情的地區，當時人類對新冠病毒的認知十分有限，饒毅在此地的12名親屬卻最終安然無恙；紐約70多歲的叔父3月感染病毒，病了兩個多月，上了呼吸機，最終被醫院認定不可治愈，呼吸機轉用於救助別人，他則死於“世界上軍事力量最強，經濟最富裕，醫學最先進的國家”，成為“特朗普死亡時鐘”上的一個數字。
個體境遇的反差，映照出的恰是中美兩國抗疫表現的差距。一種是果斷封城，舉國戰疫，一種是甩鍋別人，喪失抗疫窗口期；一種是生命至上，應治盡治，一種是“製造一場國家批准的殺戮，故意犧牲老人，工人，黑人和拉美裔美國人”；一種是力保抗疫物資供應鏈，一種是“呼吸機短缺困境” ；一種是尊重科學尊重專業性，一種是沉迷“權力的遊戲”，排擠抗疫專家……
當新冠狀肺炎疫情席捲世界，每個人都面對突如其來的壓力，在有的國家，因為有堅實的「頂層」的“支撐”，個體有更大概率安全著陸；在有的國家，因為缺乏可靠的“頂層”支撐，個體更容易遭遇不測。
這個“頂層”，就是國家力量，一個國家抗疫的集體行動力。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抗疫姿態和抗疫路線，決定著個體的生與死，笑與淚，幸與不幸。
兩個大國，兩個路徑，兩種抵達：一個正向歲月靜好回歸，元氣逐漸恢復；一個依舊位於水深火熱，疫情反彈猛於虎。
令觀者喟嘆的，除了美國與別國的橫向比照，還有其今昔之間的縱向比照。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以饒毅家族為代表的中國人認為，能去美國生活是一個更好的選擇。不僅叔父在上世紀70年代“被美國的發達吸引”而移民，在中國學醫的父親也曾去美國進修，饒毅本人也曾赴美留學工作併入籍。
美國曾經的「光榮與夢想」不容否認。可如今回首，所謂“更好的選擇”已經成為“美國往事”，所謂“美國的發達”在新冠病毒侵襲下露出更接近真實的一面。饒毅甚至更早察覺“美國的發達”變味的跡象。“ 9•11”事件後，美國政治霸權促使他做出新的選擇-回到中國，放棄美國國籍。從“海歸不歸”到“海歸爭歸”，饒毅僅是21世紀以來時代縮影之一。
如果說“從中國看美國”難免夾雜情緒干擾，那麼，“從美國看美國”“從世界看美國”呢？美國《大西洋月刊》認為，今天的美國人生活在一個“失敗國家”。6月份發布的一份美國民調顯示，57％受訪者給美國抗疫打“中差評”，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對美國抗疫表現認可度越低。根據新加坡機構發布的“全球23個經濟體抗疫表現民調”，中國分數為美國兩倍，85％的中國領導人認為疫情后自己的國家會“更強”，有同樣想法的美國人只有41％。
饒毅的父親在中國當醫生，研究呼吸系統疾病，他說如果弟弟在中國也許就被治癒了。作為老一代移民的叔父如能預知結局，是否也會基於現實重新做出一個“更好的選擇”？看過故事的人們心中自有答案。（完）
來源：中新網，作者陳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