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兴事件发生以来，芯片成为中国制造业最为引人关注的领域。
近日，大名鼎鼎的格力集团在芯片研发领域的发声更是引起了各界关注：格力电器2017年财报中则如此描述道：根据2018年经营计划和远期产业规划，公司预计未来在产能扩充及多元化拓展方面的资本性支出较大，为谋求公司长远发展及股东长期利益，公司需做好相应的资金储备。公司留存资金将用于生产基地建设、智慧工厂升级，以及智能装备、智能家电、集成电路等新产业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而最后提及的“集成电路”指的就是布局芯片。
珠海零边界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的5名管理层人员分别为，董明珠任董事长，李绍斌任董事兼经理，谭建明任董事，梁博任经理，廖建雄任监事，而这五人均是格力电器的“亲兵团”。
紧接着，2018年6月25日，在格力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董明珠再次谈及芯片，“关于芯片问题，我们研发了三年，现在是有所成就了，但还是皮毛，远远不够。至于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做芯片，我们还需要董事会研究、投资研究才能给出一个答案。但是有一条，做芯片坚定不移，必须做。”
笔者认为，格力在芯片制造和销售方面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先说机遇。在人类历史上，先后爆发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致经历的时间为18世纪六七十年代到19世纪中期。这次革命的特征是，生产方式由手工业过渡到大机器工业。其标志是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其爆发点始于英国。到19世纪上半期，机器也能通过机器来生产，标志着这次工业革命的完成。第二次工业经历的时间大致为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明。比如，发电机和内燃机的间世和投入使用。电的发明以及如电灯、电车等电器产品的大量问世和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进入 电气化时代。这次工业革命的爆发点始于德国。第三次工业革命起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今天。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标志着科学技术时代的到来。
因而，这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又被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当信息化时代到来，信息技术获得不断发展的时候，德国政府出的工业4.0战略，实质上是拉开了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幕。人们也就根据工业发展的既往历史，称这个时代为工业4.0时代。在工业4.0时代，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而芯片作为上述技术的核心，其应用范围特别广泛。前不久发生的中兴事件使中国这个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尝到了在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苦涩滋味。因此，格力集团的芯片研发一旦成功，将拥有广泛的用途和光明的前景。
此外，格力集团的产品遍及家电、新能源、手机等工业制成品，本身对芯片的需求就比较大，因此，只要能够研发成功符合要求的产品并进行批量生产，将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
然而，芯片研发和生产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从生产方面来说芯片的完整制作过程包括芯片设计、芯片制作、封装制作、测试等几个环节。一般来说，芯片从电路设计开始到投片，最少需要半年；投片送到工厂加工生产，需要三个月。一次投片的费用最少需要数十万元人民币，先进工艺高达一千万到几千万元。这么高的试错时间和资金成本，对一次成功率要求极高，设计团队中任何一个人出点错，都有可能在数月后制作出来的芯片只是一块块石头片片。排错难度大在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芯片往往指甲盖大一片的面积就有上亿个晶体管，但最终能在电路板上测到的信号线却只有十几根到几百根。要想根据这些少得可怜的信息去判断哪个晶体管有问题，难度不言而喻。这还不算，光刻机是生产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但全球高端光刻机基本上被荷兰ASML垄断。全球14纳米的光刻机，都是ASML的产品，每年的产量只有24台，单价高达1.5亿美元。而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芯片巨头，之所以能制作出高端芯片，就是能获得ASML的高端光刻机，原因很简单，这三家都是ASML的股东。然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芯片厂商就难以获得高端光刻机，甚至万金难求。8月21日晚，某微博大V收到读者曝料，曝料者称自己有朋友在荷兰读研，毕业后准备留在当地，最近在找工作，结果收到一封令人震惊的邮件：ASML公司受到美国政府禁止，不得招收中国员工，所以不能把他的简历提交给ASML公司。尽管其消息真假还需要确定，中国在光刻机领域遭遇西方国家技术封锁却是事实。此外，研发芯片对资金门槛要求极高，这对格力集团来说也是一大考验——近年来格力集团在各个领域，包括新能源、智能手机、汽车制造频频发力，其资源有所分散，能否筹集研发芯片所需资源尚不得而知。
综上所述，格力集团研发芯片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趋利避害，争取研发成功，有可能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这家企业未来的发展。
（来源 亚太日报评论员 马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