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 | 解碼「共富」系列之一
中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理念後，“第三次分配”迅速引發社會關注。
作為首個工業革命的國家，英國在近現代社會和經濟發展中一度出現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探討英國收入分配的舊弊及治理具有現實意義。長期從事英國經濟與社會史研究工作的安徽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尹建龍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欄目獨家專訪時，對比英國收入分配製度，建言中國“三次分配”。
2013年11月，倫敦金融城市長就職巡遊在倫敦市中心舉行。金融城市長就職巡遊有近800年的歷史，最早是倫敦民選市長就職後從倫敦城巡游到威斯敏斯特向君主宣誓效忠的一項活動，後來演變成倫敦市民的年度狂歡。中新社記者 周兆軍 攝
——專訪安徽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尹建龍
採訪實錄摘編如下：
中新社記者：今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提到的“三次分配”，其概念和內涵是什麼？
尹建龍：早在1994年，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就在《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中提出“三次分配”概念：通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為“第一次分配”；通過政府調節而進行的分配為“第二次分配”；個人出於自願，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出去，界定為“第三次分配”。
2017年12月，在中新社主辦的國是論壇年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髮表主題演講。中新社國是論壇 供圖
相對於市場根據要素貢獻進行初次分配和政府體現國家意志進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會主體自主自願參與的財富流動，較之於初次分配更關注效率、再次分配促進公平，第三次分配體現社會成員的更高精神追求，“在道德、文化、習慣等影響下，社會力量自願通過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願行動等方式濟困扶弱，是對再分配的有益補充”。
中新社記者：英國在近現代發展過程中出現嚴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對中國有何警示？
尹建龍：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開始工業革命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工業化發展帶來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1850年，英國人口統計，城市居民人口比例已超過50%。但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英國就出現了非常尖銳的收入分配問題，可以說是“富者田連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導致社會矛盾激化。
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導致英國社會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兩極分化和階級分層，這種階級分層體現在住房、醫療、教育、交通等方方面面。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長期在英國生活，他們通過對英國社會的觀察發現，資本主義越發展，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越發達，會導致這個社會貧者越貧，富者越富，最終會導致階級矛盾不可調和，引發階級革命。
今天的中國社會也存在發展不均衡和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絕對不會允許19世紀英國的這種狀況發生。因此，通過分配製度的改革和調整以實現“共同富裕”非常具有現實意義。
2015年4月，大批倫敦市民聚集在倫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廣場，慶祝英格蘭國慶日“聖喬治節”。
中新社記者：面對巨大收入分配差距，當時英國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鼓勵高收入者進行捐贈和回報社會？
尹建龍：英國逐漸認識到收入差距和階級分化會導致社會不穩定，因此對16世紀開始形成的濟貧制度進行改革完善，其基本原則是以社區為單位，由社區負責本地窮人的救助工作，保證這些窮人能夠活下去，後來也形成救濟院制度，產生了較大影響。
經過緩慢發展，二戰結束後的1945年，英國選民拋棄了戰時領袖丘吉爾，把主張建設福利國家的英國工黨選上台，顯示了英國民眾對消除貧困差距的渴望。建設福利國家實際上就是通過稅率和法律兩種途徑，對收入進行再分配。例如，英國征收高額遺產稅，使擁有巨額土地和財富的家族面臨繼承問題時，這種累進的遺產稅最高會有過半家產被國家徵收。
2014年12月，聖誕節即將來臨，英國倫敦市中心街景。中新社記者 周兆軍 攝
此外，法律嚴格規定個人收入每年都要進行納稅申報。納稅人一旦出現逃稅漏稅的問題，不僅會受到巨額處罰，還會對個人社會聲譽造成巨大負面影響，按照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社會性死亡”。
英國通過稅率和法律制度的設計，也變相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去開展捐贈和公益活動，不僅可以避免高額的遺產稅，也可以為他們贏得社會的認可和美譽。英國由此，逐漸形成了鼓勵高收入人群回報社會的風氣。
2014年6月，一年一度的英國皇家賽馬會在伯克郡雅士谷賽馬場舉行。皇家賽馬會不僅是世界頂級賽馬盛會，也是英國上流社交圈的大事，英國的名媛、紳士在賽馬會上展示優雅的服飾，尤其是女士的各種帽飾爭奇鬥艷。中新社記者 周兆軍 攝
中新社記者：對比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實現“共同富裕”有哪些優勢？
尹建龍：中國促進“共同富裕”有三方面優勢。
第一，制度優勢。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不照抄、照搬別國經驗、模式，而是走具有中國特色的路。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中國為此必然不會照搬像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而是結合中國國情和實際制定政策。
第二，中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在促進“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上，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具有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效果。
第三，中國自古就有回報社會、扶貧濟困的優秀傳統，值得繼承和發揚。以古代徽州地區為例，當地村落中，都有宗祠，宗族中富裕人家會去救濟貧困的人家。如今，中國不少學校都建有以邵逸夫或田家炳命名的教學樓，作為知名企業家和慈善家，他們的善念善行體現了回報社會的傳統。 “三次分配”需要全社會共同倡導和弘揚這種精神和文化。
2020年12月，貴州貴陽，學生們在貴州民族大學逸夫圖書館內自習。中新社記者 瞿宏倫 攝
中新社記者：中國該如何建設和完善“三次分配”的政策體系？
尹建龍：關於中國該如何建設和完善“三次分配”的政策體系，刊發在《學習時報》上的《第三次分配的內涵、特點及政策體系》一文提出了系統闡述，其中包括建立健全稅收與行業法律體系，建設適合中國國情的慈善組織培育模式，建立慈善組織內外部監督相結合的有效監督機制。
健全的捐贈制度和寬鬆的政策環境，充分發揮稅收對社會捐贈的激勵作用，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企業和個人的慈善捐贈熱情。發達國家以稅收激勵捐贈，實行“疏堵”結合：“疏”，指以具有較強操作性的免稅法律法規為保障；“堵”，指採取較高的遺產、贈予和奢侈品消費類稅種。此外，各地還要出台更為細緻的法規，以推動慈善組織的發展。
2021年9月，福建漳州，一車裝有多家台資企業捐贈的物資通過漳州市紅十字會發往漳州台商投資區，慰問一線防疫工作者。
其次，明確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定位和作用，建設適合中國國情的慈善組織培育模式。中國慈善事業發展中曾存在政府監管定位模糊、慈善組織在缺乏監管與過度監管之間搖擺的情況。因此，在堅持黨對慈善事業發展全面領導的同時，也要明確政府監管職責，引入高效管理和競爭評價機製而提高整個社會公益事業的效率。
加強慈善組織隊伍建設，建立內外部監督相結合的有效監督機制。特別應著重在建立專業化和職業化的慈善組織團隊、加強慈善組織公信力建設、提升信息公開透明水平、建立慈善資金使用跟踪反饋機制、增加善款善物流向的透明度等方面，加強慈善組織內部監管。此外，健全新聞媒體、公眾等社會力量，加強社會對慈善組織運作的外部監督。 (完)
受訪者簡介：
尹建龍，教授、博士生導師。安徽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 2011-2012年赴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從事訪問博士後研究工作，英方導師為英國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士Pat Thane教授。
尹教授是英國經濟史學會、中國英國史研究會、中國世界近代史研究會會員。長期從事英國歷史、歐盟外交、中歐關係等領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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