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山石窟被盜佛首亮相2021年春節聯歡晚會，一眼千年的美，令中國人無限感慨：這是近百年來第一件從日本回到祖國的天龍山石窟流失佛雕，也是2020年回歸祖國的第100件流失文物。
2021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天龍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正式回歸原屬地，並在天龍山石窟博物館開幕的“復興路上·國寶歸來”特展上長期陳列展出。它成為近百年來第一件從日本回歸天龍山石窟的珍貴流失文物。中新社記者 韋亮 攝
包括被盜佛首在內，流失海外的文物每一次“落葉歸根”，都在續寫中華文脈。但無論是相關國家的國內法，抑或是現有國際規則，甚至是日漸抬頭的文物“國際主義”理念，都令文物回歸之路多了曲折和荊棘。
文物“國際主義”，能成為阻擋文物回歸的“擋箭牌”嗎？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公約觀察員霍政欣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詳解流失文物回歸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中國有不少文物成功回流的案例，這背後是否有可複制的經驗？挽回流失的文化遺產對人們更深入認識中華文明有何意義？
霍政欣：作為民族集體記憶與社會價值的媒介，文物暗藏著各個民族的“心理構圖”與“文化密碼”。藉此，人們可以洞燭民族和文明的形成與變遷。各民族豐富燦爛的文物交相輝映更構成一幅色彩斑斕的文明拼圖，觀之，人們可以破譯全人類波瀾壯闊的發展史。
中國文物大規模流失海外是在近代積貧積弱的背景下，因戰爭劫掠、盜掘、走私等原因造成的。近年來，中國不斷建立健全文物追索返還法律體系，參與文物追索返還國際治理體系，文物追索返還正義事業得到越來越多國際支持。成功追索文物的案例各具特點，共性在於均通過綜合運用法律、外交、執法合作等手段，在文物現持有人或現所在國的配合或支持下，實現文物返還。
2019年從英國追回的68件文物和從意大利追回的796件套文物，分別花了25年和12年才得以實現，這期間見證了中國飛速發展期。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如果沒有中國自身壯大，很難想像這些文物能順利回家。
2019年4月，由中國文化和旅遊部、國家文物局聯合主辦的“歸來——意大利返還中國流失文物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據悉，此次796件中國文物藝術品的回歸，是中國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工作中歷時最長的案例，也是近20年來最大規模的中國流失文物回歸。中新社記者 張興龍 攝
流失海外文物回到中國，使當代中國人能有機會進行近距離認識、鑑賞和研究，對促進人們更深入認識中華文明、體察中華文明的內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新社記者：目前中國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困境在哪裡，或者說最大困難是什麼？
霍政欣：與中國流失海外的文物數量相比，成功追回的比重仍微乎其微。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最大困難在於現行國際法與國內法的製度規則存在重大障礙。
二戰結束後，國際社會為保護文物、促進流失文物返還陸續制定了一些國際公約，主要包括：《關於發生武裝衝突時保護文化財產的公約》(簡稱“1954年海牙公約”)及其議定書、《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簡稱“1970年公約”)與《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於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簡稱“1995年公約”)等。
利用既有國際公約追索文物主要面臨條約無溯及力、約束力有限等難題。以章公祖師肉身坐佛追索案為例，現有證據表明該案所涉佛像於1995年自中國香港地區入境荷蘭，而荷蘭直到2009年才批准“1970年公約”，依據國際法上“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及《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關於“條約不溯及既往”的規定，該公約因而不能溯及既往適用於1995年左右入境荷蘭的文物。
事實上，正是由於認定沒有可直接適用的國際公約，荷蘭藏家的態度才日趨強硬，不斷漫天要價，甚至在被訴至法院後依然頑固。跨國文物追索之難，由此可見一斑。
“章公祖師”肉身坐佛像在福建省大田縣吳山鄉陽春村和東埔村共有的“普照堂”裡，已被供奉了上千年，1995年12月15日發現被盜。 2015年3月，該佛像在匈牙利展出時引爆輿論。多次協商無果後，福建村民將荷蘭收藏家範奧維利姆告上法庭，在中國和荷蘭提起平行訴訟，但追索路上仍困難重重。圖為曾經供奉“章公祖師”肉身坐佛像的“普照堂”。中新社記者 張斌 攝
中新社記者：您曾經說過，追索海外文物絕不能再讓“親者痛”，對於非法流失出境的文物，中國機構和個人應該拒絕參加商業拍賣。可否詳述為何應拒絕參加商業拍賣？
霍政欣：目前中國的立場是鼓勵捐贈，但不支持通過參加商業拍賣的方式回購流失文物，尤其明確反對、禁止國有機構參與商業拍賣。理由是中國機構和個人近年來的積極參與，導致中國文物在國際文物拍賣市場的價格狂飆。
比如，在圓明園獸首拍賣事件中，少數文物投機商與國際拍賣機構在迅速推高拍賣價格的過程中賺取巨額利潤，吃虧的到頭來還是中國人自己。
2019年11月，圓明園馬首銅像捐贈儀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 2019年11月，何鴻燊先生決定將馬首銅像正式捐贈中國國家文物局，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和澳門回歸20週年獻禮。馬首今後將回歸原屬地，由北京市圓明園管理處收藏。捐贈儀式後，馬首銅像(右三)與其他六尊獸首銅像聚首京城，在國博“回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上共同向觀眾展出。中新社記者 張興龍 攝
中國機構或個人參與流失文物拍賣還會產生其他消極後果。拍賣價飆升會助長文物盜掘與走私之風，進一步加重文物流失；國有機構參與拍賣，會令人產生中國政府已對非法流失文物現狀的合法性予以認可的印象，非常不利於今後通過法律途徑追索。
中新社記者：流失海外的很多文物分佈在世界各大博物館裡。文物的“國際主義”是當前西方文物國拒絕返還流失文物所共同持有的理念。您如何看待文物的“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之爭？
霍政欣：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文物流出國積極向西方文物市場國追索流失文物，尤其是國寶級文物。文物市場國尤其是歐美主要文物市場國則以所謂文物“國際主義”為理由，抵抗文物流出國追索要求。
西方多家著名博物館聯手發布的《環球博物館價值宣言》即為典型例證。 《宣言》提出，文物因而構成人類的共同財富而不能由某個國家或民族獨享；由環球博物館繼續持有、展覽、收藏這些文化財產符合各國人民的利益。國際法學界與主要國際組織均對《宣言》提出批評，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文物流出國更明確表示反對。
首先，所謂“環球博物館”並不是真正國際性或全球性的，因為其不是以全球性方式來運作管理，並對全球負責。有學者指出，博物館的“環球主義”(universalism)是虛偽的，無異於披著國際主義的遮羞布。
第二，早期被劫掠的文物雖是在與當代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被歐美博物館獲得，但不能證明其合法性。對歷史上劫掠、破壞文物的行為予以漠視甚至合法化，必然會對文化財產跨國非法貿易起到推波助瀾作用。
第三，隨著絕大多數文物流出國社會、經濟、文化與技術水平不斷提高，這些文物如能被返還給其原屬國，不僅不會受到破壞，還會增進公眾對其所載負的文明與歷史的了解和對其本身的鑑賞。
2019年9月，文化和旅遊部、國家文物局主辦的“回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中國國家文物局系統梳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300餘批次、15萬餘件回歸文物情況，精心遴選25個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回歸案例，統籌調集全國12個省市、18家文博單位的600餘件文物參展，這是中國首次對流失文物回歸工作進行全景式展現。圖為觀眾參觀從美國追索的王處直墓浮雕石刻。中新社記者 杜洋 攝
總之，所謂文物“國際主義”無法掩蓋文化財產與生俱來的民族性，亦無法為世界上的一些大博物館拒絕返還被劫掠的文化財產提供正當依據。
中新社記者：未來，中國在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方面如何繼續貢獻中國智慧？
霍政欣：中國是文明古國，也是世界上文物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追索流失文物事關中國的國家利益與民族情感。隨著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的繁榮，近年來中國已兼具文物市場大國與文物資源大國的身份，未來應更積極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參與文物追索返還領域國際法規則的修改和完善，支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揮更大協調作用，促進本領域國際法秩序向著更有利於文物返還的方向發展。
2017年11月，中國被盜(丟失)文物信息發布平台在西安正式發布，該平台將為打擊防範文物犯罪和規範文物市場管理等提供信息支撐，為加強國際聯合執法和追索中國海外流失文物工作提供法律依據，為民眾參與文物保護工作提供多元渠道。中新社記者 阿琳娜 攝
鑑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大多為歷史悠久、文物資源豐富的國家，與中國共同面臨流失文物追索的繁重任務，中國可以聯合有文物追索需求的沿線國，嘗試合作建立文物返還領域的政府間論壇、會議或國際組織，主導制定更加公平正義的國際規則，改變文物流出國追索文物各自為戰的狀態，改變該領域國際規則長期由西方文物市場國把控的局面。 (完)
受訪者簡介：
霍政欣，中國政法大學錢端升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兼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公約觀察員、國際比較法學會聯席會員、中國博物館協會法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
霍政欣教授對跨國文物追索有深入研究，在本領域出版了多部學術專著，發表了數十篇中英文論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國家文物局等科研項目數十項。 2014年承擔《關於保護和返還非法出境的被盜掘文化財產的敦煌宣言》的起草工作，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霍政欣教授還參與1970年公約的改革談判和多件重要流失文物的追索工作，在本領域有豐富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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