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香港和新加坡一直在上演一場「雙城之爭」。它們各有優勢，如低稅率、優良營商環境、全球交流樞紐及與中國內地的密切聯繫等，爭奪亞洲最佳金融和商務中心的美譽。

然而，在解讀它們成功秘訣時，很多人都會特意說明，新加坡因政府作為而繁榮，而香港則相反。對香港而言，這一說法或許有點兒簡單化且刻薄，但還不算太離譜。其實，看看兩個城市幾十年的發展情況，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這兩年多，就大概可以理解何以會有此言。

香港抗疫需要真正的聯防聯控

可以說，新加坡幾乎已全方位領先，而香港2003年以來則深陷政治執拗泥潭。尤其是2019年的大規模抗議和騷亂，大大損害了香港的聲譽和地位。

現在，香港應對這波新冠疫情的糟糕表現，進一步突顯了政府之無能和不稱職。這也許是一些富人及國際人士選擇離開香港的原因之一。他們已把資產、部分業務和員工轉移到海外，新加坡則成了贏家，是他們首選之地。據報道，還有不少人也在考慮這麼做。

有人可能會說，不同於新加坡，香港有其體制掣肘，即香港還需對中央政府負責。這使得香港難以自行確立明確方向，也難以採取及時果斷行動。表面上看，這一說法似乎不無道理，但事實是政府的無能令香港陷入困境，妨礙了發展。

就拿港府疫情應對不力來說吧。國家主席習近平2月就穩控香港疫情作出的指示，或徹底擊碎了港府某些官員效仿新加坡做法的希望。新加坡選擇與病毒共存，率先在本地區全面開放。

習近平指示要求香港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把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當時，Omicron病毒帶來的這波疫情來勢洶洶，令香港無力應對，每日確診數飆升至數萬人，醫院人滿為患，無力接收新病人。

其實，這波疫情去年12月下旬爆發以來，香港的應對情況就難以令人滿意。正如分析人士所言，香港原本可以避免遭受這波災難性疫情之苦。在這波疫情爆發前的兩年裏，雖然香港居住環境擁擠，人口密度大，但疫情防控做得還是很好的，感染率一直很低。這意味着，香港本應有足夠時間，做充分準備，以應對不測。但過往疫情防控效果令港府官員有了自滿情緒和飄飄然的心態，決策上在「與病毒共存」和「動態清零」之間搖擺不定。行動上似乎也總是慢半拍，趕不上節奏。

新加坡積極作為，大力推動長者這一脆弱群體接種疫苗。在70歲以上長者中，90%多都已接種疫苗。這一比例遠遠高於香港。在香港，死亡者絕大多數都是長者，且都未接種或僅接種了一針疫苗。

此外，政府疫情防控策略模糊不清及相互矛盾的資訊，導致了更大混亂，3月初甚至還造成了搶購潮。當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港府主要官員談及防控策略和安排時相互矛盾，尤其是否考慮封城上，令市民無所適從，非常不滿。據報道，一向溫文爾雅的親政府富翁商人盛智文都忍無可忍，怒氣沖沖地致信林鄭月娥，要求政府行動起來，用一個聲音對外發聲，並表示混亂已「嚴重損害了」香港的國際聲譽。

一些倍感失望的立法會議員和媒體評論人士甚至公開呼籲中央接管香港疫情防控工作。顯然，對「一國兩制」來說，這個建議弊大於利。

直到3月9日，林鄭月娥才宣布，她將每日親自舉行疫情發佈會，介紹政府疫情防控努力，澄清謠言，回應猜測。其實，她早該如此。

回想一下2020年上半年紐約疫情嚴重時的情景吧。時任紐約州長科莫連續111天舉行疫情通報會。後來，他因涉嫌性醜聞而被迫辭職，但科莫那段時間裏的表現，給了市民以信心，因此贏得了廣泛讚譽。

在被中央官員和香港民眾反覆批評和敦促之下，林鄭月娥似乎期望借主持疫情發佈會，傳遞她對疫情防控局勢瞭然於胸的信息。例如，林鄭月娥似乎已採納國家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梁萬年的建議，確立當前重中之重是調動一切資源，重點關注重症患者和長者這一弱勢群體，盡力減少感染和減少死亡，而全民強制檢測已非當務之急，因為大規模檢測的最佳時機或已錯失。
其實，還不止這些。
無疑，一些在內地行之有效的嚴苛防控措施，未必就能在港實施，但至少有一件事還是可以學習借鑒的，即疫情聯防聯控機制。

該機制隸屬國務院領導，由32個中央部門組成，涵蓋疫情防控各個領域。聯防聯控機制向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彙報。其實，這是一個指揮中心，可以跨部門調動資源，指揮做好疫情防控、醫療救治、科研、宣傳、國際交流和後勤保障等工作。該機制負責主辦疫情通報會，設計發佈公眾資訊等。

據目前形勢判斷，香港急需成立這樣的指揮中心，以應對林鄭月娥稱為「前所未有的挑戰」，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不同部門各自為戰，發出不同乃至相互矛盾的聲音。

作為香港最高領導，林鄭月娥行政長官統攬全局，也許她可以把指揮中心的日常運作交給政務司長李家超負責。目前，李家超負責與內地部門的協調聯絡。對疫情防控戰而言，內地的支持和幫助至關重要。

這個指揮中心應由相關部門主要官員和香港醫學專家組成，向林鄭月娥彙報。各成員齊心協力，用一個聲音對公眾發聲，以消除不確定性及公眾的恐慌和不安，重拾信心。

現在的關鍵是讓香港市民清楚，本港官員能夠也正在履職盡責，帶領香港走出困境。正如港府官員所言，為應對最嚴峻的疫情，他們已進入「全面戰時狀態」。然而，較普遍的看法是，他們中有人並不稱職，未能履職盡責。例如，公立醫院人滿為患，而私立醫院基本是在袖手旁觀。而他們給出的理由卻是，這些醫院不具備收治新冠病人的條件。這不是處於戰時狀態城市該有的樣子。其實，這些醫院很快就可以改造成新冠病人定點醫院，世界各地也是這麼做的。

此外，指揮中心還應包含一些有影響的商界和學界領袖。他們不僅是提提建議，還要主動與保持香港亞洲金融中心地位至關重要的持份者接觸和聯繫，給他們吃下定心丸，防止人才和資金外流。
他們還可以協助對外宣介政府疫情防控戰略。香港不缺具備這樣能力的人，包括盛智文、李國章、梁卓偉、港交所前行政總裁李小加、滙豐控股的王冬勝、前財政司長梁錦松和恆隆集團的陳啟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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