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海侯:香港抗疫迷局 管治力量建設的最後一塊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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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兩年了,第五波疫情三個多月了,香港防疫抗疫工作的理念到底是什麼,似乎總也說不清、道不明、猜不透。

香港到今天,面臨的還是管治力量建設問題,而這一問題,關係“一國兩制”香港事業的再發展,關係人們對“港人治港”的信任和擁護。

幾個月後,香港特首選舉就要來了,到7月1日,新一屆特區政府就會成立。香港走到今天不容易,市民這幾年更經受了太多磨難,當新選制後新的管治團隊全部到位,人們期待香港能走出歷史的波谷,會有嶄新氣象。

香港抗疫迷局

管治力量建設的最後一塊拼圖

原創 靖海侯

京港資深媒體人

2022-03-19

2019年至今,香港多災多難。

一場修例風波,暴力肆虐,“港獨”猖獗,“攬炒”橫行,香港政治失範、社會秩序、法治失色,持續近一年的動盪混亂局面,幾近毀了香港。

風波未定,疫情又來。

自2020年初開始,在暴力破壞中驚魂未定的香港,陷入了另一場社會危機。兩年多來,香港又是一個幾近停擺的地方,經受著發展與安全的雙重考驗,步伐沉重且遲滯。

從1842年香港島被割讓,這個中國一隅開埠180年了,多少風風雨雨都已走過。而2019到2022這三年,一場幾十年未有的重大政治危機,一場幾百年未有的重大社會危機,磨礪著香港亦重塑著香港,使其掙扎亦使其新生。

香港管治的問題,從來都是一體兩面:要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要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在“一國兩制”方針下推動國家和香港的發展。

“一國兩制”四個字,正是香港最根本的管治邏輯,包括了香港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切宿命。

然而,“一國兩制”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從其構想到其實踐,方向固然清晰,而內涵始終在建設、豐富、完善中。對到底什麼才是“一國兩制”這個問題,制度設計者、實踐貫徹者、社會參與者都未必有系統的認知、恆定的認識。

也正是因為如此,當“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落地,成功有之,挫折有之,乃至到實踐後的第25個年頭,關於“一國兩制”的常識性問題仍在討論,仍有迷思。

如這次香港疫情,崩壞也快,形勢也危急。 2月16日,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指明特區政府要負起主體責任。而香港方面,竟又出現兩種南轅北轍的聲音。

一方認為,港府抗疫不力,而疫情涉國家安全,中央應該直接介入乃至接管;

一方則認為,疫情屬本地事務,在高度自治範疇,香港事香港決,中央不必躬身指導。

此一例,而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在這種常識性問題上,香港社會的分歧不勝枚舉。

常識性問題尚有分歧,對根本製度的理解偏差甚大,“一國”實現了,而“兩制”還在磨合期,香港紛爭不止、風波不斷,皆在情理之中。

於是,人們看到了回歸後香港的風風雨雨,看到了香港政治改革、社會發展的步履維艱,看到了“一國兩制”香港事業負重前行,許多事沒有辦成,許多事難以辦成。

一場修例風波和一次疫情衝擊,更顯露了問題的全面及嚴重,讓人對香港政治及治理兩個方面一直憂心忡忡。

或者說,不解除這些問題,不消除這些糾結,“一國兩制”香港事業就總在爬坡過坎、輕鬆不得,香港就難以卸下沉重,真正充分釋放其被具有的製度優勢和管治效能,人們對這顆“東方之珠”最美好的回憶,就不會止於八九十年代,而是被時代不斷刷新再造,呈現出它鮮活的與時俱進的魅力和風采。

形勢走到這一步,“一國兩制”香港實踐就必然要邁出這一步。回歸後香港最困難的三年,亦是香港再出發的三年。

邁出這一步,著眼香港最根本的管治問題和最基本的治理能力問題,正是自2019年始。

在修例風波最惡的時候,一個決定發布了。當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隨後,會議發佈公告指出,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其時,香港的“黑暴”正猖獗,每晚及週末,街頭盡是暴力暴動場面。那時候他們或許沒有想到,8個月後的一部法律將徹底剷除滋生他們的土壤,將他們埋葬在修例風波的硝煙火光中。

制度建設提上日程,中央涉港部門負責人關於香港問題的認識和判斷公告於世。 2020年5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10天后,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在一個研討會上說了這麼一段話:

“那麼,到底什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

這段靖海侯常來引述的話,納含了中央要落實全面管治權的大邏輯。其意義,就在於把話說明白了,真正下大決心補上香港管治的短板漏洞,以治本治標,以正本清源。

而很多人或許沒有註意到的是,修例風波所呈現的國家安全問題,其實就是香港的憲制秩序問題、政權建設問題、治理結構問題。制定頒布香港國安法止暴制亂,就是要防止非法暴動、暴力奪權。

以重建香港法律秩序重塑香港政治秩序,以確保國家安全確保香港政權安全,香港國安法旨在達成的,不僅在於製亂平亂,更在於治世治興。

將反中亂港分子在社會層面撲滅,繼而在政治層面隔絕,正是先頒布施行香港國安法、再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深層次用意。

確保政權安全了,再確保隊伍可靠,修例風波餘波未了,中央新的管治舉措就接應出台了。

2020年6月26日,靖海侯曾撰文指出:《四個字,說明了香港問題的大半》。四個字,即“港人治港”,“一國兩制”方針很重要的一項內容,香港政權建設最重要的方面。

“政治路線確定以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解決香港的問題,或僅考慮解決國安法執行的問題,奧義都在這四個字中:

立足“港人治港”,保證“港人治港”。

“港人治港”當然是有條件的“港人治港”:須在“一國”之下,須是“愛國者治港”。 “港人治港”兼負政治與治理功能,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要實現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港人治港”不應表現為一種形式和現象,而應體現為一種用人標準和管治氣象,可信任、具效能、有作為。

修例風波所以發生,就在於“港人治港”出了問題,隊伍不純了;香港改革乏力、民生困頓,就在於“港人治港”有了瓶頸,能力不濟了。 “港人治港”,一樣面臨“德才兼備”的問題,對國家和香港忠誠,對社會和市民負責。

2021年1月2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聽取林鄭月娥述職,他強調:

香港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再次昭示了一個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才能得到有效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維護,各種深層次問題才能得到有效解決,香港才能實現長治久安,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

從修例風波到完善特區選舉制度,邏輯鏈由此完整了。

著眼立法、行政、司法和法定及公營機構隊伍建設,2021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2021年3月30日,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2021年9月及12月,香港新一屆選委會和立法會選舉落地,香港管治團隊中的兩支重要隊伍得以重建,“港人治港”實現結構性升級:

他們是絕對的愛國者,且必須一直是絕對的愛國者;他們必須維護香港的憲制秩序,且必須有效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而他們,亦將左右香港新一任特首的產生,必須具示範表率作用,有擔當且有前瞻性。

“港人治港”問題的製度性漏洞在堵上,香港管治團隊的兩大新生主力已就位,而香港國安法明文規定指定法官審理國安案件,選委、立法、司法層面,至此,適應新形勢新時代要求的香港管治力量版圖,就等著新一任特首和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成立了。

殊不知,對實行“行政主導體制”的香港來說,對已確保政權安全亟待提升治理能力的特區政府來說,這一步已變得至為關鍵。

甚至可以說,特首及特區政府的公職人員隊伍,正是新時代下,香港政權建設和治理體系構建的根本一環。

而他們,在此前,在當前,卻也是最受詬病或最受委屈的一群人。

香港疫情暴發,盡顯特區政府群像。

對於香港疫情,正如香港一直存有的多元分化,評價南轅北轍。

一方認為,兩年來,香港疫情總體穩控,即便第五波疫情造成逾百萬人感染,但比較歐美,仍然有可圈可點之處;

一方認為,兩年來,香港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防疫理念飄忽不定,抗疫舉措朝令夕改,到第五波疫情一發不可收拾,造成事實上的“與病毒共存”、逾5000人死亡,可謂慘痛失敗。

希望“動態清零”的,希望特區政府有真正的決心而不是行禮如儀,切實把抗疫當作壓倒一切的任務,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不解“動態清零”的,希望特區政府解放思想而不是瞻前顧後,能夠像西方一樣盡快放開管控舉措與國際通關,莫再自欺欺人不切實際地追求“清零”目標。

就是這樣,特區政府在兩種聲音中被拉扯、被撕裂,不疾不徐、忽左忽右,表現出話語表達和行動安排上的分裂。

特區政府似乎是因為平衡市民這兩種不同的訴求,才導致了防疫抗疫工作的不倫不類,喊著“動態清零”,看著“與病毒共存”,做著一些不得不做且急難險重的任務。

直到今天,在總書記作出指示的一個月後,在中央援港抗疫小組召開9次協調會後,人們仍然能發現這些分歧、這種錯亂,摸不透香港真正要走的抗疫路線是什麼。

近日,特首林鄭月娥決定親自主持參與抗疫記者會,市民從其發言中,已經感受到了防疫管控舉措要鬆動的氣息,有人困惑,有人期待,有人憤怒。

而另一邊廂,中央援港抗疫小組還在強調,香港目前疫情形勢依然嚴峻複雜,各參與單位和全體工作人員,要始終保持昂揚的戰斗狀態,不放鬆、不懈怠,直至取得香港疫情防控戰的最終勝利。

香港到底要哪樣?希望堅持全力以赴穩控疫情的人再問,希望香港“將錯就錯”成為“與病毒共存”試驗城市的人也在問。

抗疫兩年了,第五波疫情三個多月了,香港防疫抗疫工作的理念到底是什麼,似乎總也說不清、道不明、猜不透。

然而,真的說不清嗎?
解釋特區政府的抗疫思路,可以有兩個角度:

一是體現其靈活。既然香港百萬餘人已感染,“動態清零”難以實現,索性不再糾結於此,就按照“三重三減一優先”策略推進,最終靠“群體免疫”度過疫情危機;

二是體現其脆弱。因為疫情難以穩控便調整穩控疫情任務“壓倒一切”的定位,讓現實形勢左右自己的意志,在執行“三重三減一優先”策略並謀求疫情與發展妥協中,用“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政策效果交出防疫成績單。

很明顯了,將盡快穩控疫情視為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選擇重點性救治和策略性“平衡”,就是香港當前的防疫理念。

特區政府很清楚,所以做該做的,所以又要行禮如儀。而這樣的防疫理念將帶給香港什麼樣的結果,或好或壞,都在實踐中慢慢體現了。

所以,根本不存在什麼瞻前顧後,特區政府有自己的主意,而且有很大的主意。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就是香港正發生的最生動的實踐。

特區政府正承受這委屈。

特首林鄭月娥有自己理解的全力以赴,公務員隊伍也在被動員後衝到了抗疫一線。他們以自己認為最科學、最實際、最有效的工作,對抗著疫情,面對著批評,艱難地為香港前程探路。

3月19日,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表示,截至到3月14日,累計32200公務員確診,佔人手的17%,逾7成現在已復工。在抗疫工作下,每一位的同事都盡忠職守。

自我認知與社會評價的巨大分歧還在湧現。

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就是這樣,她遵從自己的製度邏輯、治理邏輯、社會邏輯、文化邏輯向前發展,充分理解自己的特殊性,高度相信自己的優越性,總是要走出一條與內地不同的發展道路。

這當然也是“一國兩制”的設定:立足“港人治港”,相信“港人治港”,無論香港能否度過眼前的疫情危機,以及香港能否在疫情后繁榮發展,承擔主體責任的都是特區政府。

只是,特區政府要面對的,是在消除政權安全隱患、穩固行政主導體制後,建立管治權威的問題。太多的批評與詬病,無益於它履職盡責,進行新的施政改革。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需要在“愛國者治港”原則下,用新的表現和社會評判,拼上新管治格局下的最後一塊版圖。

特區政府作為“港人治港”的主體,不應成為香港管治力量的短板。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見港區政協委員,提出愛國者要有““五有”:有格局、有情懷、有擔當、有本領、有作為。更早前,他在主持援港抗疫協調會上說,特區政府的負責官員要以投身抗疫的實際行動踐行就職誓言。

香港坊間認為,這是中央涉港機構負責人對特區政府的提醒和忠告。

對於香港公職人員隊伍,中央歷來評價很高,社會亦多讚譽其廉潔、專業、高效。形勢在發展,要求在提高,香港當前面對的困難和今後面對的困難將更大,這支管治力量需要的不是自滿和自負,而是敬畏和敬重。

他們亦需與時俱進。

疫情早晚會過去,而香港抗疫迷局留給人們的啟示將留下來。香港到今天,面臨的還是管治力量建設問題,而這一問題,關係“一國兩制”香港事業的再發展,關係人們對“港人治港”的信任和擁護。

幾個月後,香港特首選舉就要來了,到7月1日,新一屆特區政府就會成立。香港走到今天不容易,市民這幾年更經受了太多磨難,當新選制後新的管治團隊全部到位,人們期待香港能走出歷史的波谷,會有嶄新氣象。

那時候,政府意志堅決,市民知所趨附,香港的事不再那麼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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