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制秩序不彰，行政主導不能，是香港過去風波不止、形勢總是波詭雲譎的主要原因。
一場行動主導下的「閃電戰」
作者：靖海侯
京港資深媒體人
2022-10-26
制定實施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憲制秩序重新鞏固確立。 得益於「愛國者治港」原則的有效落實，香港「三權分置、行政主導、司法獨立、行政長官代表特別行政區向中央總負責」政治體制也終於恢復“默認設置” 狀態，實現了正本清源。
香港行政主導的力量正在呈現。
二
挑戰特區政府政策，是香港社會常見的現象。
過去，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對港府任何施政舉措都要踩上一腳。 其試圖為社會塑造的觀感就是港府“一無是處”，進而摧毀港府權威，阻礙港府運行，讓香港的行政屈服於立法、司法和社會上的所謂“民意”。
那時候挑戰特區政府，大多出於政治操作，屬於政治傾軋，嚴重到近乎“政治正確的”地步。
由亂到治后，香港基本的政治秩序、法律秩序、社會秩序撥正，但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上的沉屙積弊尚未完全消除。 行政主導有了保證，但不少人的心理調適尚未完成，習慣性挑戰特區政府，仍然是香港不時發生的現象。
只是這個時候，因為香港整體環境的變化，挑戰特區政府的任何舉動都變得“小心翼翼”起來。 不管有沒有政治動機，挑戰者都必須要給這挑戰披上一件“維護法治”的外衣。
三
從推動香港良政善治的角度看，現在的這些挑戰在規則下發生，有有益的一面，甚至可以是一種展示“行政主導何為行政主導”的機會。
它們可以修正港府施政上或有的粗糙，推動港府進一步優化決策機制; 提醒港府保持一貫的敬畏和謙卑，不因重拾行政主導而倨傲; 並通過這些挑戰所暴露的問題，提升依法施政的水準，促進法律體系的完善，證明行政主導與法治是並行不悖且相得益彰的。
也就是說，港府如今遭遇的這些挑戰，雖然刺耳，雖然讓人不適，甚至一些仍然有反中亂港勢力伺機反撲、頑固對抗、不斷尋釁滋事的影蹤，但特區政府應該從容地面對這些挑戰、駕馭這些挑戰、化解這些挑戰，用智慧利用這些挑戰進一步地確立自己的權威。
只有這樣，香港的行政主導才能真正把握主導權和主動權，而香港社會對挑戰政府的認識才能真正回歸理性，回到監督層面，放下過去的虛妄與偏見，重新認識行政主導並接受行政主導。
四
在面對挑戰中，是被動應對還是主動應對，是堅持行政主導還是不能堅持行政主導，效果大不一樣。
香港近期發生的“一件小事”，就說明瞭這一點。
此前，港府發現醫生虛開「疫苗接種豁免證明」，數量達2萬余張，然後逮捕了涉事醫生，宣佈了相關證明無效。
隨後，有議員發起質疑，認為政府在不能證明這2萬余張證明都是虛假的前提下，無權廢除這些證明，相關決定屬“破壞法治”。 其尖銳批評引起社會一片譁然。
這時候，過去一貫與反對派為伍、有著“長洲司法複核王”的郭卓堅嗅到了“機會”，一紙訴狀將特區政府告到法院，而法院判決政府敗訴，認為“法無授權” ，這些證明繼續生效。
關於此事，筆者以前已有分析。 這裡不再探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只說說港府的應對之道。
特區政府敗訴，無疑有幾個直接的和間接的影響：
1.打擊了政府的防疫努力; 2. 打擊了政府的法治形象;
3.打擊了政府的管治權威;
據聞，政府剛剛敗訴，對特區政府另外兩項防疫政策，又有人準備用同樣的手法發起挑戰了。 實則，事情已經發展到否定特區政府防疫路線，進而否定特區政府治理能力的程度。
特區政府，正面臨一個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機。
五
應對此局面，在行政難以主導的過去，特區政府往往作如下反應：
1.接受法庭判決，讓那些濫發的證明繼續生效; 2. 提起上訴，在漫長的司法程式中淡化影響;
3.承認決策上的問題，向公眾道歉並表示改進。
而在行政難以主導的過去，反對派對特區政府因此發起的新的討伐，又必將掀起另一場審判風暴：
1.圍堵相關官員，逼其辭職; 2. 推翻防疫政策，組織示威;
3.癱瘓立法機關，阻礙施政。
一項法律爭議變成一場政治風波，正是香港過去的慣性。
時移世易，香港已經由亂到治。 面對挑戰挑釁、危機危局，今天的特區政府已經多了從容，多了堅定，多了底氣和自信。
六
只用一個表態、一個決定，特區政府就化解了眼前的危機，保證了防疫政策的延續，維護了政府的尊嚴。
高等法院判決后，特首李家超說：
1.政府一直依法行事;
2. 有責任確保公共健康得到有效迅速保護; 3. 行事基於穩固法律基礎進行;
4.會追究任何涉嫌違法或違反專業操守的行為。
李家超申明的幾個處理此案件的原則，強調了當初決策的正當性和必要性，表明了執行決策的堅定性和持續性。 表態沒有一絲氣餒，意志沒有一分動搖，這就是行政主導下的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其後，特區政府直接拿出「殺手鐧」：
訂立《2022年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並刊憲。 即選擇放棄上訴，通過直接修訂法律，且通過利用香港「先訂立、後審議」的一道立法程式，讓相關政府決策即刻再生效。 同時，特區政府在刊憲時始終強調：
“考慮到防疫工作的急切性，上訴所涉的訴訟時間和有關豁免證明書的有效期限，認為最合適的做法是作出修例而非作出上訴，這符合香港的最佳利益”，目的是為了“ 為有關指示提供清晰的法律基礎」。
不是沒有法律基礎，而是提供清晰的法律基礎; 不是不能上訴，而是修例相比上訴更能迅速處置急切局面; 不是再糾纏孰是孰非，而是聚焦現在就能解決問題。 特區政府此應對，實則就是一場行政主導下才能打贏的「閃電戰」。 所彰顯的，就是行政主導的力量。
今天的特區政府，已不是過去的特區政府。
七
“以結果為導向”，是李家超的施政理念。 利用政府固有權力，為更大的公共利益考慮，選擇以治本的方式治標、釜底抽薪，也凸顯了李家超這屆特區政府的果斷和智慧。
行政主導，就該有行政主導的樣子。
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行政主導，支援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準，完善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可以說，行政主導就是香港政治體制規範有效運作的靈魂。
沒有行政主導，管治權威就不可能得到維護，香港就會一直陷入政治泥沼之中，施政總是步履維艱; 沒有行政主導，特區政府就會持續地面對挑戰挑釁而束手無策，在立法和司法的各種牽掣下被程式捆綁而失去效能。
從受制於立法會、受困於司法獨大，到與立法會良性互動、在尊重司法下遵循法治規則盡其所能，因為行政主導的確立，李家超和特區政府探索擺脫傳統的管治模式，探尋找出一條新的施政路徑，事實證明是有效且有力的。
而這，也是李家超和特區政府在應對「免針紙」司法複核案敗訴上最大的意義。
八
行政主導是體制設定，體現為現實卻不是必然的。
香港行政主導的體制，不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后才有，而是在基本法起草時就有了這一設定，在香港回歸后就可以付諸實踐。
要實現行政主導，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1.政治基礎可靠;
2. 行政長官擔當;
3.特區政府有為。
過去，行政主導不能，正是因為政治基礎不好，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心無力。 今天，愛國愛港者上位、反中亂港者出局，政治局面大為改善，行政主導有了基礎。 但行政主導要真正發揮作用，轉化為特區政府的生產力，仍然要重視另外兩個條件的達成。 就像這次李家超面對敗訴所作出的表態、所展開的行動一樣，為當初的決策擔當、為執行的官員擔當，為防疫舉措擔當、為公眾利益擔當，為行政擔當、為司法擔當。 而要避免這樣的問題和爭議，則更需要整個特區政府和管治團隊
有為起來：
1.優化決策程式，不要因為施政環境改善了，就草率行事、粗糙任事;
2.強化法治意識，不要因為行政主導確立了，就輕視立法、疏忽漏洞;
3.重視應對輿情，不要因為社會風險可控了，就不做預案、不屑回應。 如此，特區政府才能在行動主導中始終挺直腰桿，才是提升了治理能力和管治水準，也才不會給別有用心的人以口實，給他們繼續挑戰特區政府的機會。 如此，特區政府也才能貫徹落實二十大報告精神，在今後破解經濟社會的深層次問題上，在未來風高浪急的時候，從容面對更大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