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明方
上實控股前CEO
上海醫藥集團前董事長
方源資本（亞洲）合夥人
在令人懷念的80年代後期，讀到葛兆光先生的《禪宗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定價2.45元）。那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國文化史叢書（周谷城先生主編）的其中一本，余英時先生的《士與中國文化》也是其中一本。這本書當時的影響很大。出版時距離先生從北大畢業僅4年，時36歲。雖然先生之後也認為寫得還是粗疏，“有一個念頭始終困擾著我，甚至可以說像一個夢魘在糾纏著我，就是如何修正我那本《禪宗與中國文化》的過分情緒化，觀念化的立場和視角。這並不是‘悔其少作’的意思，那個時代思潮所籠罩的人都會受到那種焦慮的影響，既不必後悔也毋庸諱言。”然而正是這本書開創了先生對於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獨特一頁。時隔8年之後，先生有了再寫《中國禪思想史》的動機之一。
之後讀到了先生1998年4月出版的《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和2000年12月出版的第二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當時一直期待是否會有第三卷。先生說曾經有過計畫，但是沒有繼續。在學術領域，他顯然非常謹慎。一次，許知遠問過先生，“好期待。我覺得您還是應該把它寫完啊。”先生搖搖頭，說“不行啊，寫不下去了，我現在電腦裡還有好多稿子是當時寫第三卷留下來的東西，都有十幾章。可是寫不下去了。我們……”
先生在第一卷的後記中寫道，“當我寫完這部書的時候，我一點兒也沒有輕鬆的感覺，只覺得疲憊，一種仿佛要將丹田之氣都耗盡了似得疲憊。翻開日記，發現從1994年11月開始動筆，幾乎用去了三年的時間”。
“我曾經有好幾次在腦子裡閃過同一個念頭，就是對使用‘第一卷’三字的後悔，因為有了第一卷必然就有‘第二卷’，我不是只寫上卷不寫下卷的胡適之，那種只顧開闢新領域的氣派我學不會也沒有資格學，所以寫著寫著就只能暗暗叫苦，實際上，打一開始，我就有些力不從心的感覺。好在，第二卷還是在三年後寫出來了。”這時，他正在比利時的魯汶大學，正好50歲，知天命之年。
後來看了許知遠《十三邀》節目與先生的一集訪談“站在歷史的遠處”。這本紀錄片拍了2年多，從疫情中的東京上野到先生早年插隊落戶時的貴州凱裡。“學歷史的人是轉到背後去，看你卸妝以後是怎麼樣。”我和先生說，這集訪談的影響很大，甚至比他的一本書影響還大。先生笑笑，說本不想做這個節目，但是和許很熟，那時，許也在東京，說做吧，於是就答應了。
今年1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再修訂版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10世紀》（定價128.00元）。從199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初版，到2008年的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到今次的再修訂版，“這也許是我少有的，至今還不那麼慚愧的著作之一。”我從網上訂到的是2022年7月的第二次印刷版本。我讀的很慢，卻也益加敬重先生的學識與思想。
余英時先生與葛兆光先生深交，互相欣賞。2022年7月31日，余英時先生逝世一年之際，臺灣聯經出版主辦“回到余英時的客廳”線上紀念活動，邀請了曾經在余英時的客廳與先生討論學術、思考生活的好友與知交，延續對先生的思慕，探討仍在影響後世的學思貢獻。葛兆光先生回憶說，從2009年開始，我和太太在這個客廳裡，和余先生大概談了有三十多次，肯定超過一百小時。我記得我總是在那個客廳面向院子的大玻璃窗下面，回頭就可以看到養金魚的池塘，而右手邊是放著余先生跟林海峰下圍棋的照片。
他說，記得是2012年春天，我第三次到普林斯頓大學去客座。那一年，我們不僅給余先生帶去了在他老家潛山拍的一些照片和視頻，而且我給他帶了一本自己的書，就是重新修訂過的《中國禪思想史》。大概半個月以後，在一次余先生客廳，他很認真地跟我聊起唐代禪宗的問題。聊得很多，大多數我現在都不記得了，但很清楚記得余先生接連問了好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學術界對於唐宋的禪宗跟政治史的問題討論並不多？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禪宗對文學和士大夫生活影響這麼大，而對上層的政治影響很小？第三個問題則是禪宗在佛教的中國化，他問：“就像你說的‘老莊化’，是不是導致了禪宗跟政治有所疏離？”這三個問題他至少問過好幾次，說實在話，這些問題我一直沒想清楚。
過了一年，2013年的冬天，我再次到普林斯頓去客座。那次余先生讓我看《論天人之際》的校樣，第二年就在聯經出版了。看了之後，我跟他討論了很多，他就跟我笑著說這是他最後一本書了，可我當時就說“那不是最後一本，你還欠了一本唐代的佛教和禪宗以及歷史的研究”，他當時笑了笑說：“我現在沒有精力，這事就交給葛兆光了”，我說我可寫不出來。我沒有余先生那種高瞻遠矚的視野，到現在也沒有能力寫出來，所以想起來也真是很慚愧。
上海疫中封城解封後，在舊時法租界的一棟老宅的小範圍聚會中，有緣認識了復旦大學日本文化中心的徐靜波教授。後來說起我在讀余先生相關的書，說到葛兆光先生，他說他與先生相熟，便請他安排有機會與先生一唔。其實並無相擾之事，只是表達敬意。
歲末冬日，與先生約好了時間。本想請先生餐聚。先生這些年甚少外交，亦不喜餐聚，故改定為學校附近咖啡見面。創智天地那地段我並不熟識。我生疏的訂了大學路上的81BAKERY。是日氣溫自北向南大面積驟降10°C以上，整日冬雨綿綿，晨起還有零星小雪，江南多地卻是大雪。我甚是擔心給先生添加麻煩。然先生特別守時，還提前了幾分鐘到。
咖啡館不大，倒也是不少人，有附近的學生在看書做題。先生戴了一頂鴨舌帽，緩步走入。我明顯感覺他有些衰老。他告訴我，他的聽力很差，今天也忘了戴助聽器出門。視力由於一次視網膜脫落手術並不成功，致右眼幾近失明，僅有一些光可見。這樣使得閱讀受到很大影響。現在很少出門，除了非常有限的必須參加的活動之外，已經基本謝絕了外面的各種邀約。
先生繼續著他的學術研究，他說要把一些事情完成。我說，是否找一個學生當助手。他搖頭，說自己從來不找學生做助手，寫作，做PPT，都是自己完成。
這樣的先生真的是越來越稀少了。那天，我們聊的不算多，他說話慢，語句簡短，但時時閃現他智慧的回答。我記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