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边境经济合作区到跨境经济合作区
中国沿边对外开放开发最早的经济合作模式是边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是设在我国境内的沿边重要口岸与边境城市毗邻地区。1992年我国在西南沿边地区重要口岸城市如瑞丽、畹町、河口、凭祥、东兴等设立了边境经济合作区。2011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后，当年12月20日正式启动建设云南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规划面积3.47平方公里，分为孟定核心园区、南伞园区和永和园区；2017年5月又启动了云南保山腾冲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腾冲边境经济合作区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由境内腾冲猴桥口岸的黑泥塘片区（1平方公里）、下街片区（35.5平方公里）、中和片区（33.37平方公里）和境外的曼德勒缪达经济贸易合作区（313.75英亩，约合1.37平方公里）组成。这些边境经济合作区与沿海经济开放区一样，主要是吸引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和国外企业在沿边投资兴业，向周边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以及到周边国家投资合作。随着形势发展变化，我国原有的沿边开放措施已经与边境地区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因此，进一步探索沿边开放开发新模式、出台沿边开放开发新举措就成为未来我国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的必然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建立双边边境或跨境经济合作区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成为边境地区的迫切愿望。边境经济合作区向跨境经济合作区演变就成为必然发展趋势。
跨境经济合作区一般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在相邻区域开展经济合作，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相互间取长补短，通过实现资源互补或者产业转移，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从而形成的跨国经济开发区”。与次区域经济走廊相比，跨境经济合作实际上是一种微区域主义，它是通过比较利益法则，让具有地缘邻接性但政治基础不同的区域能够彼此合作以提升区域竞争力的经济手段。其功能不只限于双边贸易，而是能够扩展到生产、物流、旅游等多个领域的合作。由于跨境经济合作区享有特定的政策优惠，能够使区内的生产要素及物质资源更加顺畅地流动，深化合作程度并提升区域发展能力。
地处中国—东盟合作前沿的云南省自2005年后多次向国家提出加快推进中越红河—老街、中老磨憨—磨丁、中缅瑞丽—木姐等三个跨境经济合作区构想。2007年，广西也和越南相关省份签订了地方政府间相关框架协议，规划建立中国凭祥—越南同登、中国东兴—越南芒街、中国龙邦—越南茶岭三个跨境经济合作区。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2013年10月13日中越两国商务部门签署了《关于建设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决定在北仑河两岸，各规划10平方公里的特殊监管区，建设中国东兴—越南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开展跨境经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此后中国和老挝于2015年8月31日就边境口岸云南磨憨—老挝磨丁建设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达成协议，决定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区。2017年5月16日“一带一路”高层论坛期间，中国与缅甸政府达成《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谅解备忘录》，探索边境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四）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中国—东盟合作新模式
境外经贸合作园区是中外经贸合作模式的一种创新。这种模式始于新加坡在中国设立的苏州工业园。1994年4月，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和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分别代表中新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同年5月12日，苏州工业园区正式启动。园区行政区划288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区80平方公里。园区项目启动以来，在新加坡政府的管理营运和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发建设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幅超过30%，综合发展指数位居国家级开发区第二位。目前，园区以占苏州市3．4%土地、5．2%人口创造了全市15%左右的经济总量，成为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此后，新加坡与中国政府分别于2009年和2015年合作建设天津生态园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未完待续）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