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经济蓝皮书》今日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当前世界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人口的老龄化最直接的关系是抚养比的上升。大部分国家的抚养比上升，干活的人相对比较少，被养活的人相对比较多。
李扬指出，今年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几次谈到关于未来养老的问题，提出再拨一部分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都是为这些问题，不能说未雨绸缪，就是为这个问题多做准备。要说十多年前设社保基金这笔钱的时候是未雨绸缪，现在基本上已经面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24日上午，2019年《经济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在北京国际饭店彩虹厅举行。
李扬在会上表示，今年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五方面：一是全球经济继续下行，在去年10月份，我们的课题组李平教授领导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包括财经院都有很多预测和分析，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全球的形势我不妨引述两个国际组织的看法，一个是IMF调降了未来的增长速度，调到0.2，估计还会再往下调一点。这几年来是第一次。大家回忆一下从2015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在调升，在期中调整口径的时候也是往上调的，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其实这种乐观的看法在今年上半年依然存在，大家都认为已经好了，美国率先复苏，几个主要大国都正增长等等。但是下半年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始终我们不认为经济好了，我们作为研究者还是觉得增长的轨迹没有突出我们的预测，我们作为研究者很高兴，面对不断下行的全球形势确实还是感到担忧。
以前我们也介绍到，全球的形势这么长时间、这么全面的下行，导致它的因素已经不是什么政策，不是财政，不是金融的问题，而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中有几个问题很突出，不太好解决，有的问题甚至是没法解决的。比如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也是我们主攻的一个方向，我们在研究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这从经济的供给侧来研究它的发展变化，劳动生产率非常遗憾的是始终在下行，没有看到有改善的迹象。更重要的，大家觉得劳动生产率下行一定是科学技术发展不够，而且科技它的产业化不够，所以大家都冀望于第四次产业革命，有人说第五次产业革命，假定是有的，但是这些革命产生的后果也不是让人非常放心的。
第一个是经济形势速度在下行，第二是即使有变化也会产生并不有利的收入分配的结果，在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占的多，在一个国家内资本占的多，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政策要顾及收入分配的话就不能太顾及增长，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它们的矛盾是前所未有的尖锐，使得各国的当局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犹豫不定。
李扬指出，经济结构的问题，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观察，有一个结构大家注意，整个三次产业如果过去我们还是比较有把握的说，发展方向是服务业的占比越来越高，它是一个趋势。现在是不是对这种趋势很顺畅的发展下去，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很模糊，服务业中有制造业，制造业中有服务业，这种情况下这种趋势是不是很明晰也很难说，更重要的是服务业占比上升，由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所以服务业占比提高同时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下行。这也是我们在十年前就讲过，讨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我们叫结构性减速，是因为经济结构变化而导致的速度变化，我们叫结构性减速。看来这种情况还在。
总之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不要小看国际组织把经济增长速度往下调，调到0.2，OECD调得更多，关于明年后年都调的很多，对美国、中国、欧洲、日本都是往下调。只有印度七点几，印度的增长速度也往下调了。这在今后的几年里会非常强烈的影响着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影响着我们各项政策。
第二，债务问题。全球债务继续在上升，我们知道这次危机是债务危机，理应把债务清除或者降到合理的水平，经济轻装前进。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债务没有减，反而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2018年4月全球的债务是237万亿美元，比2007年底要多出83万亿美元，十年下来，债务增加了。这个事情它不只是对我们经济实践是一个挑战，也对我们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到底是经济金融之间什么样的关系，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债务的密集度问题，密集度在上升，上升之后使得金融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疏远，进而使得货币政策效率递减。这个问题很突出。债务问题怎么办，由于债务越积越多，触发风险的可能性越大，债务只要在一个环节上暴露就会成为一个系统性问题。
第三，国际框架的变化。WTO的改革，这个事情年初基本上还没有提出来，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一下子把这个问题挑出来，到G20的时候，20国对于改革WTO已经达成共识，要改，但是怎么改各国还有一定的看法，但是改是一定的。WTO是战后几大支柱之一，金融支柱是IMF，贸易支柱是WTO，这个支柱在发生调整，必将会对未来的全球经济走势发生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再说到中国，中国不仅是要准备适应WTO架构的新变化，还要回溯我们加入WTO17年来我们一系列的承诺，以及这些承诺的兑现。
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化、深入化、长期化。以后我们做预测，中美贸易摩擦作为长期的背景，长期因素，要讨论它的贸易领域到金融领域到政治领域甚至军事领域、外交领域，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一个摩擦。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对未来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七个月来这个事情显性化之后迅速发展，到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会影响全球经济格局，会影响到全球治理结构的调整。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提出来，特别是全球的经济治理，WTO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框架，现在要调整。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等，自由贸易区等等，所有这些都以前所未有的尖锐形势提到我们面前。
第五，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进一步的加大，而且连带了金融风险逐渐加大。现在我们经济下行已经向很多领域扩展，今年已经扩展到就业领域，就业领域已经受到影响。有三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新增就业比以前少了，开工少了，新增就业少了。二是现有的企业关闭，导致中国特色的失业概念，下岗开始出现并且增多。三是有一些维持着就业，但是工资不涨甚至下降。我们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问题确实很多，大家都愿意说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未见的大变局，全球也是未见之大变局，一个危机搞了十几年，大家采取这么多的措施不见效果，一些很熟的政策不起作用，这是我们遇到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即将过去的2018年可以关注一下这样一些问题。
李扬表示，在实体经济方面，人口的老龄化，最直接的关系是所谓抚养比的上升。大部分国家的抚养比上升，干活的人相对比较少，被养活的人相对比较多。各位看到我们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几次谈到关于未来养老的问题，关于再拨一部分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理事会的问题，都是为这些问题，不能说未雨绸缪，就是为这个问题多做准备。要说十多年前设社保基金这笔钱的时候是未雨绸缪，现在基本上已经面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李扬院长也谈到中国经济未来要应对老龄化的问题，谈到养老金要未雨绸缪，20年前说未雨绸缪是对的，雨没来，现在雨来了，小雨下过了，已经下到中雨，中雨就是中国的老龄化60岁以上的已经超过16%，这就是中等老年化，等待后面的是大雨和暴雨，大雨是60岁以的老人超过26%，暴雨是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超过36%，像今天的日本、意大利，我们要有科学应对、综合应对，除了发展养老产业之外，特别是无人工厂、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人类延长退休年龄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像2018年荷兰，欧洲这些国家都是68岁，英国都在尝试70岁退休。俄罗斯对于平均预期寿命比中国短10岁，我们如果是77岁，他们是67岁，他们今年也宣布要延长退休年龄。这就是人类要永远的可持续下去，退休年龄是应对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杨宜勇强调，李扬院长也谈到追求效率和收入分配公平是一个矛盾，这两年我们精准扶贫花费了很大的力气，穷人的收入是赶上了GDP增长的速度，还略微有点高，但是富人的收入增长得更快，中间大部分的三个20%的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中等收入人群没有赶上GDP的增长速度，所以2018年以来发改委也是接受中央领导的指示，在扩中上，2019年我们要下更大的力气解决这个问题。让穷人好过了，让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更加体面，我们才能够一起高高兴兴的迈进2020的全面小康社会。
（来源 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