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两天，我又要踏上前往赤道以南的旅程了。
这十多年，我从国内到印尼，来来回回几十次，奔波劳碌，含辛茹苦，新鲜劲儿早已过去，行进的脚步却停不来。我的一位发小老同学王保良说过“人生就是在路上”，这句有点哲理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长期漂在南洋群岛（算是南漂吧），所谓“自由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其间种种酸甜苦辣，都会令人生出难以言表的沧桑感，尤其像我这样写文章为生的“码字匠人”更是如此。
昨天，笔者翻阅老杜在印尼的公众号，读到他昔日创作的一首大白话式的叙事诗，不禁产生强烈共鸣，用网络标题党的话形容就是，瞬间触动了“南漂”的痛点。
现全文抄录如下，也借网红杜兄大作，为本人的丁剑印尼纪事聚点人气：
在印尼，要对自己好一点。/这是实话。/无论你是国企，还是民企，/无论你是大老板，还是把工打。/无论你是男子汉，还是女人花。/来久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印尼，是不是你第二个家？
脱下了棉衣，换上了背心，/抹去了些许灰蒙的霾气，/看到了清澈明亮的彩霞。
一带一路，似乎离我太远。/背着行囊，选择四海为家。/本以为紫皮护照能够畅行天下，/没想到在这里一下飞机，就被人敲诈。
曾经，我是央企的一名高管，/向总部立下军令状，来印尼搞开发。/五年内不拿到五个项目，至少也要拿到仨。/可如今时间已经过半，/项目还不知道究竟在哪！/每次老总来印尼视察，都要遭到一顿臭骂：/别人都中标了不少项目，要你们做啥？
曾经，我是机关里的优秀公务员，来印尼驻外，想锦上添花。/没想到这里人少事多乱如麻，/妻子多次抱怨，岳母病重，孩子放鸭，/任期内没人想来“接驾”，/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曾经，我是个不大不小的个体户，/在中国也是吆五喝六，算是所谓企业家。/无奈国内实体经济下滑，只好来印尼搞批发。/几经折腾，资金所剩无几，货物也找不到啦，/多方了解才知道，我碰到了人渣！
曾经，我是个普通农民，/家乡小城镇改造，补偿金不知道怎样花。/来到这里试试运气，卖起了烤鸭，/每天买主不多，更多的是移民官和警察，/提心吊胆，不知道哪天被抓！
曾经，我是个无业游民，/被老乡拉到这里闯天下。/小本经营，卖起了燕窝和其它。/也曾赚过一点小钱，/可利润追不上汇率的变化，/还遭到了海关前所未有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经常问自己，我为什么来到印尼，奋斗在爪哇？/一个答案是，我是男人，我要养家。/一个答案是，我是女人，不需要男人护驾。
也常常面壁思过：/为什么还要坚持？/为什么还不回家？/我是来找矿，还是来找打？/我是来自强，还是来自杀？/为什么不能像印尼人那样，活着潇洒？/区别是，我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人家印尼人，根本不考虑起跑线是啥！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一碗印多面，再撒上一点老干妈。/懒得冲凉，匆忙就往床上爬。/梦中出现了我那淘气的狗蛋，还有贤惠的翠花/而叫醒我的，是清真寺的喇叭。
朋友送来一只猫咪小花，/尽管被我饿的皮包骨头，/仍然和我相依为命，依偎着我把欢撒。/某一天她突然失踪，不再回家，/急的我楼上楼下大声呼唤：小花，你在哪里，小花！
要去外岛，需要坐飞机，/基本不会考虑坐咖鲁达，/只有拉燕（lion）/还有斯瑞维加亚，/他们共同的关键词就是：廉价，再廉价。/所幸印尼飞机上可以携带液体，/带上一壶水，让我又省去四块八。
久而久之，我几乎已经失去了那个功能，/没有钱，更没有胆去那些地方潇洒。/只有在后半夜惊醒，伴着明亮的月光，/看着毛片，思恋着愈加朦胧的她（他）。
孤独经常陪伴着我，/心情也越来越差。/微信里，朋友已经拉黑不再和我说话，/QQ从此也很少滴答。/伴随我的，只有当做屏保的她们娘俩，/偶尔也和她们视频一下，报个平安，给自己减减压。
也许某一天，一个悲剧突发，/我不得不竖着进来，横着回家/亲爱的的老爸老妈，还有狗蛋翠花，/不要抱怨，不要责怪，/因为这是我自己无悔的选择，仅此无他！
是的，在印尼，要对自己好一点，/这是实话，真的，大实话。
飞机的轰鸣声逐渐减弱，告诉我雅加达即将到达，/窗外，尽管仍在旱季，小雨又在淅淅沥沥地下……
没想到啊！天津人老杜，这位国企高管出身，带人四处找矿的“印尼老炮儿”，在高空飞机上写出的这首诗，竟如此接地气，道出了如今在印尼打拼的大部分国人的心里话。
这是一位阅历丰富，豁达爽朗的独立撰稿人，已过花甲之年。退休前十几年一直在印尼做项目，拥有丰富多彩的印尼工作、学习和生活经历，对于印尼政治、经济等方面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现任印尼一家大型民企首席顾问，喜爱写作，擅长用幽默的天津话表达，文字朴实无华，直抒胸臆，系众多“南漂”的偶像和知心大哥。
比如我本人，基本上也算是一个印尼老炮儿了，可是每次在雅加达机场进出移民厅和海关，尽管护照签证一切合法，仍不免隐约有些惴惴不安，因为很容易被检验盖章的移民官故意刁难，索要小费，差不多是每个来印尼单打独斗的中国人都遇到过的问题。
我看过很多网友吐槽的经历和情绪变化。
一位自称平叔的朋友发的帖子比较有代表性：
“刚来时嘴硬的很，遇到要小费的海关就是不给，后来被移民官拿着护照就是不让你走，我一个大老爷们不要紧，可是看着老婆小孩一脸茫然、委屈无辜的样子，只好怂了，掏个三五百千印尼盾（相当人民币二百左右）出关了事，以后再也不这么牛哄哄的。”
有人会说这事情可以去大使馆投诉啊！那位平叔也问过，得到的答复是无解。他还问过印尼的大咖，有没有合理合规的解决办法，被告知最好的办法就是给钱。好吧，这也算一条捷径了，也算简单。这些痛点平叔从一来这里考察就深深的感受到了。”
笔者“南漂”这么久，当然也知道此乃印尼国情：小钱不出，大钱不入。可是尽管如此，看到人家欧美、日本等国人士从来都是畅通无阻，心里还是难免郁闷。
去年回国去广州，正赶上《厉害了，我的国！》在影院热映，笔者买票观看，果然深受鼓舞。但一想起国人在印尼乃至海外其他国家遭遇的这些“小歧视”，就不由自主发了句感慨：“我的国，确实厉害！我的国人，还没那么厉害。”
“过番”之路再苦难，也挡不住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
话又说回来。这些年，虽然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国人，去印尼谋生创业，天涯孤旅，多多少少都遇到过小不愉快，甚至是很大的烦恼。
但是，相比于大家在这个国家享受到的南洋绮丽风光，普通民众的善良淳朴，生活状态的简单祥和，还有赚钱相对容易，竞争不那么激烈等美好记忆，上述不快也就说说罢了，还不至于太影响心情，让人感觉生无可恋。
然而，再往前追溯，如果说起前辈中国人“过番”下南洋时，一路上各种困苦艰险，与如今“南漂”们几个小时即可飞来飞去的便利条件相比，那才叫天差地别，生不如死。
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让各位“南漂”兄弟姐妹感恩今天的幸福生活，也为了给自己再度出发打打气，我就来个忆苦思甜，在这里还原一下先人们当年“过番”的种种情形。
在笔者家乡福建福清，还有闽南广东一带，“过番”是一个流传已久的一个词汇。一般而言，过番就是下南洋。咱们大天朝虽然历史上苦难深重，战乱饥荒，动不动就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但始终认为大中华才是文明国度，海外都是野蛮未开化，好像小鬼一样的生番之邦。所以从明清到民国，从官方到民间，都把老百姓去海外讨生活称为“过番”，把华侨叫做“番客”。直到解放以后，人民群众在党的教育下，才把过番改为出国。现如今在我老家，仍有乡下人习惯把旅外乡亲称为番客。
从古代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下南洋都是坐船。笔者曾因好奇而探究，是什么推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离乡背井远涉重洋？茫茫大海，无边巨浪，以早期的航海技术，人们驾着怎样的船只、经过怎样的航线来到南洋的？对于船舱里一个个脆弱的生命来说，又意味着每一趟旅途是多么艰难与凶险。
有学者说过，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大规模迁徙南洋的背后，大抵上有三大原因：一是为战乱和天灾所迫；二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原因；三是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在我看来，对大部分热衷于出国的中国人而言，之所以前赴后继，代代无穷期，还是上面总结的第三条因素最为主要：“过番”之路再苦再难，也挡不住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
闽粤沿海一带人民和出洋的华侨，虽然嘴上都把当地土著贬称为“番鬼”，但心里比谁都明白，南洋群岛土壤肥沃，地广人稀。如果肯干，就大有希望。有些先到南洋的人回来探亲，给乡亲们的感觉是日子过的不错。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冲击，出去闯一下竟然可以过过上这样的好日子，那我也必须去。
他们不知道，凡是出了洋的还能回来探亲的人，一般都混得不错，也有穷苦的番客，无法回来只能老死异乡。但是回来所谓成功人士，就被当成样板，也会不由自主地炫耀，南洋比国内的日子怎么好过。这便吸引了一些人又去了。后来去的人又回来探亲，家人见他在南洋过的还行，又有亲戚投靠而去，就这样一个带一个，出洋过番的人就代代相传，越来越多。
在笔者老家，人民过番谋生，也是祖传的看家本领。那时日子贫苦，生存不易，只要能出国，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浪迹天涯，一切都不在话下。老辈子传下来的歌谣唱道：
南洋好！遍地都是宝。
不用耕牛不用镰刀，
随处可种瓜果和水稻……
南洋既然这样好，有什么理由不去闯一闯呢！
那年头，福清人出国下南洋，一往无前，狂热到什么程度呢？
笔者在三宝垄福清公会采访，96岁的夏昌鋆老先生，曾经讲过他小时候耳闻目睹的情景：
“我家乡有一些村子在海边，有时候一群后生仔（年轻小伙子）” 正在田里干农活，突然发现海面上停着一艘外国轮船，马上就有人把锄头一扔，撒腿就往海边跑，一边跑一边回头对仍在锄地的乡亲们大喊——回家告诉我依奶（妈妈）——就说我出国去了！——喊着喊着，扑嗵一声跳进大海，游到船边拼命往上爬，管他到哪个国家，爬上去，先出去再说……”
身为社会底层的农民，为了投奔异国挣个美好前程，如此地义无反顾，实在是出人意料的刺激，同时还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我敢说，天底下很难再找到比福清人更大胆的了。
早期出洋到印尼的启程与旅途
夏昌鋆老先生的上述回忆，应该只是当时人们出国比较突出的特例。
对于大部分早期出洋的中国来说，他们还是要按部就班，办好有关手续，老老实实排队上船的。
笔者写的《千岛之国阅沧海——侨领何隆朝传》一书中，对当年何隆朝出国的旅程有过较为详细的叙述：
何隆朝记得，自己是和一队壮丁一起从福清海口上船的。先坐小火轮，离港时一拉汽笛——呜，然后就“突突突”冒着黑烟开走了。小火轮开到福州马尾港，第二天，何隆朝又在这里和这队壮丁一起登上了开往厦门的大火轮。
隆朝与四叔和二三百个壮丁同船来到厦门。这是9岁的他，首次离开家乡福清龙高半岛后，所见到的第一个大城市。
“民国时期，厦门作为全省华侨进出的最大的口岸，设有许多专为华侨服务的客栈旅社。福清人开设的客栈也有好多家，其中，光华、华美、华成、郎官4家规模最大。”
何隆朝和四叔住的客栈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了。想必是作家汪曾祺先生曾描绘过的南方城市常见的那种中低档旅社：“两进房屋，当中有个天井，十来个房间。砖墙、矮窗。不知什么道理，客栈的房间大都不见太阳，除了觉得空气潮湿，还能闻到一股长期造成的洗脸水和小便的气味。这种气味一下子就抓住了旅客，使他们觉得非常亲切。”
何隆朝对这家客栈更感到亲切，尽管他是头一回离开家乡住旅店。一一因为这家客栈是福清江镜他的一位远房亲戚一一五叔五婶开的。
他们在五叔五婶的客栈一住就是七八天，为什么住那么久？一是等船，二是四叔要办出国护照和签证。
这福建厦门，自1843年开埠成为通商口岸之后，西方各国便纷纷以此为据点，向厦门派驻领事，设领事馆。第一个英国，首先在厦设领事馆，委派占据鼓浪屿的英军舰长记里布为领事。第二个是美国，此后，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等国家也都在鼓浪屿上建立领事馆。
当时，印度尼西亚称为荷属东印度，因她尚未独立，还是荷兰人管辖，所以福建人去印尼，要到荷兰驻厦门的领事馆盖章签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交通虽不方便，办理出国手续，尤其是去新加坡和印尼，却比现在容易。你要到印尼去，只要能弄到一份你有亲属在印尼的证明就可以了。大人要办护照，何隆朝那时还是小孩子，连护照也不要办，上岸后有亲人来接即可入境，没有亲属，有同乡朋友帮你到移民厅多花一点钱也能搞定。
大约在12月10日左右，四叔的出国手续办妥了。接着要去荷兰轮船公司买票了，何隆朝却为难了一一四叔没有多余的盘缠，而他身上一毛钱也没有，怎么走啊！
客栈老板娘五婶很可怜这个孩子，她对丈夫说：我们替亚华买一张到南洋的船票吧！五叔也挺豪爽，那就买吧，我看这孩子将来也许有出息。五叔五婶的客栈常有从印尼回国的华侨吃住，因此攒了一点外国钱。他们给何隆朝买了一张散席票，就是连五等客舱也不住，到晚上自己拿张草席往甲板上一铺倒头便睡的那种票。即便如此，这份恩情也让何隆朝记挂回忆了一辈子。
荷兰轮船公司的客轮启航了。
由厦门经新加坡到巴达维亚（当时印尼首都雅加达叫巴达维亚，简称巴城），9天航程（海上走7天，中途在新加坡停留2天），客栈五叔五婶为何隆朝买的船票，票价是荷兰盾13盾8毛钱。
这是一条荷兰万吨邮轮，以今天的眼光看，它也是非常庞大的。五层楼，一层又一层甲板，每层的栏杆上，都挂着火红色的救生圈。船上的设施也很完善，除了好几个餐厅外，顶楼还有专门的舞厅，一到晚上，就有身穿白色长袖衬衫，脖子上打着黑领结的乐手在那里吹吹打打，还有男男女女搂在一起旋转欢跳。对于这样热闹撩人的西洋景，9岁的穷孩子亚华，当然只能是好奇地趴在门外看看，他心想，有钱人可真开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往返于中国厦门与印尼雅加达的荷兰轮船芝加连加号（TJITJALENGKA），这是芝字头轮船中吨位最大的，一万多吨。直到1960年印尼排华时，仍有许多华侨乘坐这艘芝加连加回国，此后不久，即退役告别历史舞台。
碧波无垠，海天一色的景色虽然壮美，但一天下来就让人觉得单调乏味。船上年长的中国人，特别是第一次出国谋生的，大多闷闷地整天坐着，想着纷繁而又沉重的心事。《福清华侨史》上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位有些文化和才情的福清哥下南洋时，编了一首打油诗式的民谣《番客传》，把他在旅途中的自然行程和心路历程都反映出来了。这首用福清话念起来合辙押韵、言语朴实的《番客传》，很快就在福清和海外融侨中流传开来。
一把白扇画古钱，思想去番没盘缠；
亲戚朋友无处借，卖田卖厝几块钱。
二把白扇画山茶，离别父母泪麻麻；
路上花花看世界，花花世界没顾家。
三把白扇画兵营，头站走到兴化城；
出门艰苦难讲尽，天未大光又起程。
四把白扇画凤凰，安海搭渡到厦门；
行到厦门心退悔，思想往事好凄惶。
五把白扇画梧桐，同帮兄弟齐落船；
无山无岸天连天，何时能过七洲洋。
六把白扇画香橼，我做新客真凄凉；
一身流落番边地，何时再见爹共娘。
七把白扇画花厅，七点起早拖车仔；
话语不通没人坐，看见马车心会惊。
八把白扇画八仙，车馆骗人话语甜；
满口义气满心计，开场设赌七世愆。
九把白扇画核桃，天上石榴白面婆；
若还贪色坠落水，一世没面见公婆。
十把白扇画竹竿，白面诸娘没相干；
劝汝后生心把定，赚钱要寄转唐山。
这位作者是个南洋的“骆驼祥子”，在印尼干的是拉黄包车的职业，所以他在《番客传》的后半部分，诉说了工作的艰辛和在车行里受到的欺诈，以及面临的当地女人的诱惑。
何隆朝那时太小，还不懂得乡愁，再说到印尼后就可以见到阿爸和依奶了，他心里还是很兴奋的。对于此行在船上的日子，有两个细节他记得很真切。
一是他身上没有替换的衣服。实在太脏了，就脱下来自己洗了谅在后甲板上。这时小亚华只好光着身子等衣服晒干了再穿，所以最怕突然下雨。于是他就会双手合掌，闭着眼睛向空中拜上几下：“老天爷呀，快把我的衣服晒干吧，不然我没东西穿！”
二是他没钱买吃的。怎么办呢？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晕船呕吐，亚华从不晕船。看见谁晕了很难过的样子，他就跑过去帮人家捶背，小孩子的拳头敲在身上很舒服的。大人清醒了，拿钱给他，亚华说，我不要钱，你给我买一碗花生汤喝好不好。
邮轮驶过中沙群岛，又驶过西沙群岛，每向南行一日，船上的人就感觉天气热了几分。何隆朝离开福清时，已是冷风瑟瑟的初冬，船停靠新加坡港后，他惊奇地发现这里完全是盛夏，码头上做工的人大多穿着汗衫短裤，天气就像老家龙高半岛割稻谷时一样炎热。离爪哇岛越近，这种感觉越强烈，他在家曾听番客们回来讲，南洋番鬼佬的地方没有春夏秋冬，只分旱季和雨季，一整年都是夏天。来此一看，果然如此。
就这样，何隆朝一路漂洋过海，他乘坐的荷兰轮船于12月21日来到了印尼巴城（雅加达）海港。
四叔是大人，有护照，有人担保，上岸过了海关就走了。亚华是小孩，没护照，上了岸，先要在移民厅拘留所里关一个星期，有家人来接才能出去。
7天之后，何隆朝的父亲何天水从几百公里外爪哇岛中部的一个小镇赶来了。他给拘留所看门的印尼人警察塞了5角钱的小费，警察马上就去报告说，那个中国孩子的爸爸来了，可以叫他出来了。
在拘留所的这几天，已经有人告诉何隆朝，他阿爸来接他的手续和程序是这样的：父子会面之前，阿爸须到移民厅先交150盾的担保金，然后把儿子的出生年月、大名小名等自然情况报给荷兰人；出去之前，移民厅的荷兰官员会按照担保人所说的情况盘问被担保的亚华，如果父子俩说的不一致，人也可以出去，但150盾的担保金就被移民局没收了。
这天中午，何隆朝被一个华人翻译领到了讯问室。荷兰人问：
“你叫什么名字？”
“何隆朝。”
“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小名叫亚华。”
“今年多大了？”
“9岁。”
“你爸爸叫什么？”
“何天水。”
……
毕竟是读过书的孩子，面对如此简单的问题，何隆朝当然不会让父亲花那150盾的冤枉钱。他一点也不害怕，回答一字不差。荷兰移民官点点头，一摆手，亚华就被领出讯问室，被正在大门外翘首以盼、神情激动的父亲一把搂在怀里。
这一天，是1937年12月27日。
本文似乎有点过长了，抱歉耽误了读者时间！那就赶紧停笔刹车。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学者高荣伟先生的有关论述，作为本文的总结，并在此向高先生深表感谢！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表示洋都是近代中国老百姓外出务工、人口迁移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路程最远的一次跨国大迁徙，其路途危险程度和谋生的难度远非国内迁徙可比。与闯关东、走西口相比， “下南洋”更为壮观，更具跨国跨洋色彩，范围更大，经历时间更长，历史影响更深远。
中国人是依恋故土的。《汉书》里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中国人下南洋的迁徙历史，打造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迁徙精神”，这种“迁徙精神”集中体现出了中国人的现实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有了这些情怀，我们就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有跨过任何艰难险阻走向美好未来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自由迁徙是全人类获得的现代财富。随着全球化进程在全世界的深入，有着共同历史源流的文化同胞，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习俗的邻居分享社会资源，将是整个人类的未来景象。面对多民族社会和谐共荣的美好愿望，“下南洋”既是悠远的发端，也是现代的启示。
（来源 丁剑印尼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