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学圈的聊天里经常会听到一个“新”名字：董夏青青。
其实，董夏青青也不算是写作上的新人，这位生于1987年的女作家，2000年就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校园风铃》一书，2002年参加纪念沈从文诞辰100周年的凤凰古城征文大赛并获得了一等奖，之后也一直在诸多文学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2007年出版了《胡同往事》一书。
但是董夏青青能获得广泛讨论，还是因为最近几年的写作，包括小说题材、多重身份：新疆军人、解放军某部创作室创作员、独生女、“80后”……
十多年前，出生在北京、成长于长沙的董夏青青，放下家中父母的暴怒，前赴新疆，与戍边军人生活在一起。从那时起，她身上的不同身份常常“打架”。她喜欢在新疆这片土地上创作，这里既有战友情的牵挂，也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但她也是典型的独生子女一代，远离故土，年届花甲的父母常常跟她念叨：“你病了，父母无法照顾你，父母病了，也指望不上你。”
两难之下，面对“你会一直留在新疆写作吗”这样的问题，董夏青青坦言很矛盾：“我每天因为这个事情焦虑。留在新疆写作很重要，但我也有作为人脆弱的一面。我爸说在家里泡了一壶茶，想跟闺女喝个茶都没机会。家里灯泡忽然灭了，洗碗时发现碗碎裂成两半，爸妈都会紧张。”
今年，董夏青青的短篇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出版，每一个故事都围绕新疆军人展开，极限环境中，有很多军人像她一样，需要与内心的困顿挣扎共处、应对理想与现实的撕扯。当代军事文学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精神出轨的女兵”此类题材写进军事故事是否合适？作为一位女作家为什么经常从男性的视角写小说？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这些问题专访了董夏青青。
董夏青青
澎湃新闻：在《科恰里特山下》这篇小说中，你选择从第一人称男性视角切入，为什么不从自身的女性身份出发写作？
董夏青青：题材的缘故。女性视角有时会妨碍表达，读者会期待你的手法特别细腻，这和我想展示的文学、美学风格不一致。采用男性视角，把我跟他们相处了解到的心理活动，直接以他们的视角呈现，冲击力会更强。选择男性视角也和我自己的成长背景有关，我家并不重男轻女，但我是独生女，在家中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家长的情感还是会复杂一些，他们希望你像男孩一样有出息，又希望你有个女孩样，所以我一直比较男孩气。这还跟我的阅读有关系，我从小阅读的作品大多出自男性作者，也很早接触俄罗斯文学，被雄浑的风格吸引。我现在也开始尝试学习像爱丽丝·门罗、安妮·普鲁这样的女作家的写作方法，尽管前者更显女性化，后者雌雄难辨。不过最终会根据题材，选择合适的性别角度来讲述。
澎湃新闻：军事文学中女兵似乎更缺少为她们发声、表达的作者，你没考虑承担这份责任吗？
董夏青青：新疆女兵太少，一个旅级单位，就几个女兵的配额，没人来，领导也不愿要，因为很难管理，而且周围绝大多数都是男兵，她的安全、生活有很多不便之处，就索性不要了。而且像边防连队，为什么只有男人？因为女人在这里受不了。《何日君再来》跟《旱獭》两篇小说里，我都提到一个情节，就是跟着军医去巡诊。北疆有个连队，他们的军旗是全国唯一一个不挂在旗杆上，而是做成铁板的军旗，因为他们做过测试，六个小时内，挂在户外的军旗、衣服，都会被吹成烂布条子。也打不了伞，有天，我跟着军医去巡诊，当时感觉无所谓，我说我的伞是德国的，扛风，结果走了半小时不到，伞就被吹坏了。过会天上开始下雹子，我们站在雪线附近，周围连棵树也没有，没地方躲，就只能站在那。军医开始鼓励我，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必须硬着头皮往前走。我们继续走，刚走出下雹子的地方，又飘来一片云，下起掺着雪粒的冻雨。等到了牧民家，我已经不会说话了。那次下部队回到家就病了，吃了半年中药，瘦了十斤。
澎湃新闻：在你少数的关于女兵的故事中，《河流》这篇还选择了一个“精神出轨的女兵”题材，这放在军事文学的序列里是不是不太适合？
董夏青青：其实，军事文学也是文学，如果我们放眼世界，海明威、普希金、托尔斯泰他们的一系列作品也算是军事文学。《河流》中虽然从女性视角入手，其实写的还是男性，是谈部队中婚恋问题的难度。一个大龄未婚男青年，身边全是男人，也没法跟外界多接触，只能等着有女性主动愿意靠近，一不小心又被女性反感，错失婚恋良机。又或者是结了婚，却因为距离，交流越来越少，但出于家庭责任感，又不可能跟妻子分开，这些都是真实情况。
我们传统理解的军事文学，其中部分一度有效的宣传话语到当下几乎要失效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作家真的要承担什么责任，美学风格和文学技巧都需要做更新、调整。不然，我们写的作品实际上是在扯军事文学的后腿，读者看后不但不会感受到崇高的情感，反倒觉得恶心和虚假。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作者意识到，我们以前的军事文学，有非常好的传统，比方孙犁写《白洋淀》，还有徐怀中写《西线轶事》都引起了全国轰动，大家会觉得新鲜：军人形象还可以这么处理？建国以后，有很多作家都在军事文学上做了深度开掘。
《科恰里特山下》
澎湃新闻：军事文学是众多文学作品中的一小分支，它的受众现在看起来不太广泛？你有期待、假想的读者对象吗？
董夏青青：我写新疆军人，可能占了个便宜。新疆是亚洲中心，世界都在看中国给出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之中蕴生的各种问题。前阵子有人问戴锦华老师，您觉得人类的出路在哪里？戴老师说我认为出路在中国。世界都在等待中国给出一种做法，你的做法可能会给大家提供借鉴。大家希望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包括20世纪的历史，能提供化解问题的资源和思路。我觉得在新疆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处理民族关系和与周边国家关系方面，正在做出的探索。
大家可能会感觉军事文学受众面小，但世界发展的趋势告诉你，军人以后不单是抗洪抢险、地震救灾，他更可能是为战争准备的，军人的生死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不再是身处孤岛，而是更强烈地感受到蝴蝶效应。因此，了解军人，了解新疆的军人很重要。
我所期待的读者可能还是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人，自觉对社会、他人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能分出一点精力了解军人群体。之前也和写作的朋友交流，我们谈到写不伦恋或者三角恋确实读起来好看好玩，但就一直停留在这个层面吗？在好玩和刺激之外，总得有点别的。
澎湃新闻：提到民族关系、周边国家关系，作为作家要怎么做？
董夏青青：目前能做的大概是通过写作传达善意。像《权力的游戏》中的守夜人雪诺，他有困惑，伊蒙学士就告诉他，琼，你有高贵的心灵，但守夜人的职责并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战斗。我觉得一个作者，很难为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但我们的创作是指向问题的，并且可以把善意和诚意传递出去，我也在寻摸让几个民族相互之间都能接受的分寸去表达。
之前我的小说中，涉及这一层面的不多，只提到一些，比如《高原风物记》提及塔吉克人怎么看我们。这部分会给读者提供阅读难度，但有相关知识背景的读者细读下来，会明白我在谈什么。
澎湃新闻：《科恰里特山下》这本书收录的短篇小说，每篇都有酒，会觉得这样推进情节太过单一吗？
董夏青青：在新疆开车，经常看到路边有祖母绿一样的物质，其实那就是酒瓶渣子。新疆人喝酒，是一种被地理环境催生出来的日常习惯。而对边防官兵而言，又没有别的方式自我麻痹，老婆哭、孩子叫，你却离他们十万八千里，太痛苦了。现在不喝酒，很多人就改成抽烟，一根一根不停往嘴边送。
自去年全军颁布禁酒令后，这一部分的写作内容已告一段落。不喝酒之后，明显感到大家思维清晰了很多。以前跟人聊天，经常碰到他们四五不着六的状态。从写作上来说，我也会觉得要在文学技巧上对自己有要求，不能总是以这种方式推进，可以去找别的叙事动力。有次被同事指出一篇小说里提到酒的次数太多了，发公众号不合适，就全都改成喝浓茶，后来一读，觉得也还不错，大家喝了一口茶，就开始聊天。
只是这之后搜集素材的难度增大了，我在小说里有很多细节，都是和大家喝到醉醺醺的时候才聊出来的，在全然清醒的状态下，不会有人喝着浓茶，告诉你身上长满湿疹，或是老婆把我绿了这种事。
董夏青青在新疆
澎湃新闻：在男性很多的新疆部队采访，你会发生性别上的尴尬吗？新疆的士兵不同的代际之间有什么差别？
董夏青青：从来没遇到过，因为是军人，军装一旦穿在身上，有天然的约束。有些英雄人物、伟人形象，对当下年轻人的情感召唤力很弱，但是军装在身，很多小孩反而会觉得那些英雄离自己很近。他们不会因为我是女的，就有其他方面的索取，反而想要照顾我，心里的话也愿意说给我听。他们对我抱有的也更多是尊重，会说董干事我可喜欢你了，你就像我姐一样。也有人说我觉得你要是我女朋友就好了，我说咱俩是亲哥们，你整这么肉麻咱还怎么处？一下就带过去了。大家更多的是看到我为了工作跑到这里，不容易，不但不会给我制造尴尬，还会默默给予关照。我下连队时上厕所，有人知道我在厕所里，还会主动帮我站岗。
不同代际之间的士兵确实不一样，因为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以前上山之前都要给家里写信、通电话，一想到远离家乡和亲人就很伤感。现在很多年轻的士兵想的却是：我×，又上山，手机没信号，怎么吃鸡组队？！我的队友都不要我了。他们的生活中，吃鸡变成很重要的事，跟女朋友的相处方式也很不同。但是他们身上善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减少、磨损，依旧能吃苦、敢牺牲，认同部队的精神和道德传统。
（来源 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