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瀾昌：「二次回歸」港媒需中立 客觀 為政府提供建設性意見

他橫跨社會主義的新聞理論體系與資本主義的新聞實踐，他曾在各種不同政治立場的傳媒承擔重要角色，他近期對話中評青年所闡述的觀點更被海內外媒體人所關注。

♣ 媒體生態：港媒本身被政治化
♣ 新聞自由：與《香港國安法》不存在衝突
♣ 媒體作用：為政府提供建設性意見
♣ 二次回歸：港媒需中立、客觀
♣ 個人經驗：爭做“學者型”記者

【國際日報*亮點國際新媒體摘編】

劉瀾昌在解讀了其著作《在河水井水漩渦之中──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新聞生態》之後，與中評青年進行長達近兩個小時對話，耐心解答了中評青年記者提出的問題。

　　談及近年來的香港媒體亂象，劉瀾昌認為主要是由於政治鬥爭的激化。媒體本身被政治化，為了政治目的去做媒體，就不再是原來嚴格意義上的新聞傳播。他強調，現在所有嚴肅的新聞媒體，最講究的就是真實性原則，新聞如果造假，公信力就會消失，就沒有生存的機會。

　　關於新聞自由，劉瀾昌認為，《香港國安法》的頒布與新聞自由原則在法律層面是沒有衝突的。原來香港的新聞自由也有很多的限制，雖然沒有一部“新聞法”，但對於媒體也有各種各樣的法規去監督。現在《香港國安法》限制新聞報道，但是如果用報紙去組織、煽動推翻政權，那就是違法。大多數的媒體不會刻意去違反《香港國安法》，所以新聞自由一定存在。

　　對於香港媒體的“二次回歸”，劉瀾昌表示，媒體會有變化，也會適應變化。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後，媒體都會更加自律。媒體不宜以政治為主，而是應該標準地、商業化地、中立地、客觀地做媒體，這樣才能形成一個比較良好的輿論環境。

　　問答全文如下：

　　見證《蘋果日報》從巔峰到沒落

　　中評社記者：我們知道，您曾在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都有過工作經歷，能否談談您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 　

　　劉瀾昌：我在《蘋果日報》從1995年做到1997年，剛好是它的初創時期。我總結黎智英有三個長處。第一，他搞調查研究。他每天拿10份報紙，隨便在街上抓住一個途人，給他300塊錢，讓他說哪份報紙好看，然後回來總結。他走“群眾路線”，知道大家喜歡看什麼。

　　第二，他的管理比較嚴格，有一個促使內部向上的機制。一方面會給一些激勵，比如創刊的時候，如果一個月能賣30萬份，就多出一個月的工資當獎金，最多的時候我們一年拿了十七八個月的薪水。當然他給的壓力又很大，比如做中國新聞的既有中國新聞組，又有華南新聞組，這樣兩個組就會有競爭；在港聞方面有一個港聞的靜態組，又有一個港聞的突發組，也形成了內部競爭。

　　第三，黎智英其實不懂新聞，但他每天把十幾份報紙都擺在桌子上，看各報紙的頭版。看到蘋果和其他的報紙有什麼不一樣的，就去問員工。

　　從這三點可以看出，黎智英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制度，所以《蘋果日報》“上位”很快。他一開始也不強調政治，整個辦報的方針是黃色新聞。當時出了樁“陳健康事件”，一個香港人去東莞嫖妓，然後他太太抱著兒子跳樓，《蘋果日報》的華南組還給了陳健康5000塊錢，叫他再去東莞走一趟。《蘋果日報》當時主要做這些新聞。但是黎智英其實也很明確，不是永遠走這條路線，開始只是用這樣的手段吸引讀者群。當時我負責中國新聞，他也不強調對北京的批評。但是現在不一樣了，香港的政治鬥爭激化以後，他跟美國搭上線，《蘋果日報》就完全改變了。 　

　　中評社記者：您在書上也提到，當時《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打價格戰，一度衝上了銷量第一。現在黎智英被逮捕，您怎麼看《蘋果日報》從巔峰到沒落的過程？

　　劉瀾昌：香港媒體的價格戰其實是很值得再研究的。我的研究比較粗淺，當時一份報紙賣5塊錢，但是《蘋果日報》只賣2塊錢，而且還送一個蘋果，等於是倒貼，所以一下子就把銷路給打開了。那時候香港的報紙市場是飽和的，大報有《明報》、《東方日報》，經濟類的報紙有《信報》和《經濟日報》，小報有《天天日報》，晚報有《新晚報》等。我們那時候一天至少買三份報紙，一份大報搭一份經濟報，再搭一份晚報。 　

　　《蘋果日報》要在這樣飽和的市場里邊占有份額，就必須要出這樣的奇招，所以他打“價格戰”是一個商業競爭。黎智英原本是做紡織的，後來開始做媒體，先做了《壹周刊》。《壹周刊》原先也是嚴肅的，登一些時事分析，後來黎智英覺得不行，就走了所謂的“淫賤路線”。當時我們都說香港有“淫賤雙周”，一個《東周刊》，一個《壹周刊》，兩個鬥爛、鬥黃，揭露名人隱私。但是它的銷量的的確確是很不錯的，一下子《壹周刊》就盈利了。《壹周刊》做起來後，黎智英認為可以開始做報紙了，他覺得香港以往的報紙是陳舊的，因為香港的報紙沒有這麼大幅的照片，大家都覺得報紙版面很金貴，一個頭版用的大照片起碼可以放4000字，相當於三五條新聞。

　　黎智英說他看了美國某些報紙就是以圖片為主的，另外新一代香港人從小看卡通片，所以他覺得辦這樣一份報紙一定會成功。他投資了兩份報紙，《蘋果日報》和《經濟日報》。這兩份報紙我都做過，《經濟日報》是經濟類的，路線是低投入、低成本，一直做了十多年，投入和收入才能夠打平；《蘋果日報》就是高投入、高產出，三個月日常賬就打平了，除了廠房等投資外，過了一年左右就追回了成本。所以黎智英在經商上是有一套的。

　　後來他就和美國搭上了線，《蘋果日報》變得非常政治化。我認識的不少蘋果的同事，他們也不同意黎智英的做法，覺得他已經失去了一個媒體老板應有的身份，變成政治人物了。從辦報紙變成了幹革命，每當有大的遊行就積極介入，每次“七一”遊行站在最前排的那些人，舉的都是《蘋果日報》，他投入很多在這方面。我覺得他的投入獲利了，他判斷整個香港的社會基礎是黃大於藍，黃占六成，藍占四成，所以《蘋果日報》會有大量的讀者。現在他的戶口被凍結，但是他們還有60萬的訂戶，每人每月50塊錢，60萬訂戶就是3000萬的流動資金，按照這樣的水平還可以支撐下去。這是我以前在蘋果的同事說的，我個人是有點懷疑，還要再觀察一下。

　　談媒體生態：港媒本身被政治化

　　中評社記者：劉老師您好！近年香港媒體界亂象叢生，假新聞、假記者層出不窮，且因違法成本低而屢禁不止，令外界對香港新聞公信力產生疑慮。您如何看待香港媒體界近年來出現的亂象？在您看來，香港媒體從業者的水平和素質還需要有哪些方面的提升？

　　劉瀾昌：這個亂象的產生，主要是因為政治鬥爭的激化。媒體本身被政治化，為了政治目的去做媒體，它就不再是原來嚴格意義上的新聞傳播。現在所有嚴肅的新聞媒體，最講究的就是真實性原則，新聞如果造假了，公信力就沒有了，就沒有生存的機會。現在很多網絡媒體生存不下來，就是這個原因。如果老是靠編發一些假新聞、假消息聳人聽聞，一時可能會得逞，但不會長久。為什麼西方商業媒體會形成真實、中立、平衡的價值觀念？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成熟的西方媒體都有自己的政治傾向，但會通過掩蓋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傾向。

　　香港媒體界近年來出現的亂象與特區政府執法不嚴也有關係。一方面，香港的法律本身有一定的漏洞。為了保護新聞自由，對新聞發布者的懲罰度就會低一些，所以誹謗的官司很難打，這方面是需要去進一步完善的。另一方面，是否要立“假新聞法”？我認為很困難，因為假新聞的界限很難去劃定，立法後會對新聞自由形成一定的衝擊和約束。

　　我大學學士論文的題目就是新聞的真實性，對新聞真實性的影響存在兩個情況。第一是有意造假；第二是能力不足，在揭開新聞內幕的重重迷霧找出真實性時，如果自身功夫不到家，就很有可能做出假新聞。

　　談新聞自由：與《香港國安法》不存在衝突

　　中評社記者：過去在香港即將回歸之際，西方就曾憂慮香港新聞自由在回歸後會被削弱，但事實證明並未如此。現今在國安法出台、愛國者治港原則確立的大環境下，又有不少西方輿論質疑香港輿論將被噤聲。您如何看待這樣的說法？您如何理解新聞自由的原則？

　　劉瀾昌：第一，我覺得《香港國安法》的頒布，跟新聞自由的原則在法律層面是沒有衝突的，一點都沒有。原來香港的新聞自由也有很多的限制，雖然沒有一部“新聞法”，但對於媒體也有各種各樣的法規去監督，例如有一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去規範黃色新聞，有些報紙經常觸犯這個條例。現在《香港國安法》沒有說限制新聞報道，但是要用你的報紙去組織、煽動推翻政權，那當然是違法了，這些在過去也是違法的。港英時期，雖然香港說起來有新聞自由，但是政府不許香港的媒體批評英國女王，要是對英國朝廷有任何的攻擊，你就違法了。還有一個例子，香港所有的開審案件，香港媒體是不能給予意見，不能說這個案件應該怎麼審，這個案件應該怎麼判，報紙上如果登了這樣的言論，就犯了藐視法庭罪。我覺得多數的媒體也不會刻意去違反《香港國安法》，所以新聞自由一定是存在，你要批評特首，批評哪一個官員，批評哪一項政策，甚至在法庭判刑以後，對刑罰的寬和鬆你都可以批評，這個一定不受影響。

　　我覺得值得思考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左派的媒體，特別是內地的媒體，要如何把自己的報道或者宣傳，做得讓香港人接受，這個我覺得反而是建制派媒體應該考慮的一個方向性問題。很多香港媒體都在同溫層裡面，比如有些左派作者的一些批評文章，只是在左派小圈子裡面叫好，應該讓這些批評文章為一般的市民群眾接受。

　　另外一方面，一些香港本地的商業媒體，也要思考如何去把握這個尺度。其實我在《蘋果日報》的時候，黎智英也說，我們可以批評北京的政策，但是你不能犯法，到國內去採訪不批准，你就拿旅遊證件去。當時我去採訪三峽大壩合攏的時候，我帶了一個攝影記者，我們沒有記者證，不能到現場，就爬到那個山頂，看到了最後一刹那，那個圖拍出來也是很壯觀的，也可以寫出報道來。我以一個遊客的身份去寫，給他寫了一整版的文章。媒體自己會掌握，什麼違法，什麼不違法，其實都很清楚的。我覺得這兩方面是未來應該思考的方向。《香港國安法》不會影響新聞自由，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是你再像過去那樣煽動暴力，推翻內地體制這些東西，可能就沒有過去那麼自由了。反對派也可能會更加隱蔽了。我想戴耀庭不會再寫“攬炒十部曲”了，他會用更巧妙的一個方法去寫這些文章。我覺得雙方都會調試，但是言論自由的基本點沒有改變。

　　談媒體作用：為政府提供建設性意見

　　中評社記者：您在書中提到，“回歸20年來特區政府似乎一直在營造有利施政的輿論環境上手無利劍”。您認為，特區政府一直“手無利劍”的原因是什麼？下一步應該如何來突破？　

　　劉瀾昌：我覺得有兩個原因，第一，英國人對香港電台控制很好，回歸前英國人強化港台編輯自主，埋下了一個釘子，使港台主要是批評港府和中央。

　　第二，受整個西方媒體的習慣影響。西方政府控制輿論非常成熟，他們控制媒體的手段與內地不同，不是由自己的媒體直接發聲，而是通過控制的媒體或者間接的商業媒體發聲。回歸前，英國人覺得不需要有媒體為自己的政策護航，因為他們完全可以控制媒體，媒體不能夠罵英國女王、不能違法等，受到諸多限制。現在的西方媒體也是這樣，基本上採取間接調控的方式。

　　那麼未來香港，我估計還是要學習西方的這一套，避免直接把內地這一套搬進來。要用間接的、潛移默化的能夠使香港人接受的各種手段，而不是通過硬壓硬灌輸，造成一種令自己滿意的假象。

　　中評社記者：隨著政治環境趨於穩定，香港需要把重心轉到經濟民生上來，您認為，香港傳媒應該如何更好地去履行“第四權”，更好扮演監察政府的角色，真正為民生所需發聲？

　　劉瀾昌：大部分香港媒體是報憂不報喜，以批評為主，這種質問批評的方式繼續下去，我覺得是有利於督促特區政府施政的。我現在對特區政府的工作效率非常不滿意，房屋政策、土地政策等等都在拖延，那麼如果有媒體去監督，會使它提高效率，當然建設性的意見非常重要。

　　未來在政治鬥爭氛圍沒有那麼激烈的情況下，我覺得會存在市場調節，謾罵的色彩會降低。一個記者去記者會提問，他肯定希望所有人都接受他的問題，而不是對他另眼看待。而且，未來也會有競爭的情況出現，因為香港媒體很多，記者的提問水平也看得出來，真正有水平的提問，與態度、表情無關，而是要看能不能抓住問題的要害。

　　談“二次回歸”：港媒需中立、客觀

　　中評社記者：在中央接連打出港區國安法和香港選舉制度改革這套組合拳後，香港進入了由亂及治的關鍵時期，有人感慨香港正式迎來了“二次回歸”。您如何看待香港傳媒界的“二次回歸”？您認為，在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下，香港傳媒環境將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劉瀾昌：我覺得問題在於香港媒體如何適應“一國兩制”。香港的輿論環境是不利於香港政府管治，也不利於中央政府管治的。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局面？中央和特區政府要好好研究。中央和特區政府在這個層面上的認識可能也還有很大距離，比如說香港電台的問題，香港政府過去也覺得有點問題，但是他不太著急。香港電台沒有成為香港政府的宣傳工具，反而天天去批評政府，而且這個批評不是建設性的，完全是謾罵式的，很多時候是一種政治攻擊、政治抹黑。香港政府防疫做得不好，土地政策、房屋政策也做得不好，與其攻擊他做得不好，不如拿出一個好的建議來，這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媒體。香港電台完全是出於一種政治的立場來報道新聞，但是香港政府原來一直沒有重視這個問題，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了以後，在中央不斷的督促下，現在香港政府才開始做一些事情。

　　港台的變化，我覺得是最能夠體現在國安法之後，香港媒體變化的一個例子。但是港台要真正要成為一個香港政府的輿論工具，不說像內地那樣與政府100%同步，甚至為政府打衝鋒，而是站在一個建設性批評的角度，我相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香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輿論環境，這是一個值得研究和深思的問題，它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它是環境造就的。首先是國際的大環境，國際上所有的西方媒體，都以民主價值觀來攻擊中國。中國是孤立的。所以我理解國內的新聞控制，因為中國是處於一種完全被包圍的狀態，在被包圍、被封鎖的時候，如果中國大陸也像香港這樣放開，所有的媒體可以自由成立、自由宣傳，那恐怕兩天三天就完了，整個輿論就變了。就算在現在比較嚴格控制下，在自媒體里邊還有各種各樣的陰暗手段和輿論聲音，你明顯的看到它是對這個制度不滿意，要採取一些所謂的高級黑、低級紅手段來抹黑你。

　　這是對國際大環境的一種判斷。那麼香港的環境，剛才我也說過，黃的是六成，藍的是四成，這個格局沒有改變。在國安法頒布以後，並不是黃的馬上就轉化成藍的；相反地，他們的不滿可能更加的積澱或者這個反彈力會更強。假如9月份就是立法會選舉，那可能所有的直選議席，建制派一個都沒有，全部讓泛民拿了，因為他們覺得投票是最能夠表達意見的手段。

　　說回媒體，各大媒體的管理層和一般員工其實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說《明報》的管理層可能與北京關係很好，寫社論的個別人可能比較中立，但是港聞的主要骨幹，都是跟黃色的立場。就是這樣的一種政治的氛圍、社會的基礎、輿論的總體趨勢，想憑借國安法改變，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一個過程，所以有些人甚至說香港可能有一代人都要放棄了。我覺得也不必如此悲觀，因為很多人他其實還是為了生活，他在政治立場上可能激進，譬如特首的選舉，他們主張一人一票，你不同意，他們就覺得你很保守，這個問題他可能會跟你的立場完全不一致，但是在香港基本上生存是第一手段，幹顔色革命不是第一手段。當香港的生活環境等各方面有改善以後，相信這些人會有一個變化。

　　媒體的“二次回歸”這方面，我覺得媒體會有變化，也會適應變化。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後，媒體都會自律一點，包括《蘋果日報》，有個高層就跟蘋果的記者說，不要踩線。但是整體上我覺得媒體要怎麼“二次回歸”，我自己的理想是不宜政治為主，而是標準地、商業化地、中立地、客觀地做媒體，這樣一個輿論環境、媒體環境會比較好。

　　中評社記者：香港主流話語權長期掌握在反對派手中，在國安法生效和愛國者治港原則確立之後，愛國愛港媒體應該如何突破同溫層掌握香港主流話語權？

　　劉瀾昌：我覺得首先是香港建制派媒體的數量要加強。尤其是中立的媒體，香港人容易接受這樣的傳統媒體。另外就是網站方面，現在做了很多，怎麼繼續把它們經營好？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很關鍵，就是內容上要改善，要用香港的語言去講香港的故事。要關注香港人真正在想什麼問題，比如說國安法實施以後，香港的老年人在想什麼？香港的中年人在想什麼？香港的青年人在想什麼？原來是建制派的這一部分人怎麼想？不屬於建制派的人怎麼想？教師界、醫護界、工程界或者經濟界、服務界，他們又是怎麼想的？如果想形成一種新的有利於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媒體，這一部分需要去認真的調查和研究。

　　我認為中央電視台五套體育節目就可以在香港落地，香港人看到中國隊與外國隊比賽，中國隊獲勝，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國情教育。輿論環境是多方面的，並不是只有很正規的新聞報道，還可以通過大量的娛樂節目來實現，例如舌尖上的中國等，通過這種滲透去潛移默化改變香港人對國家的抵觸情緒。這可以稱為一個系統工程。

　　中評社記者：您曾在書中提到，香港回歸至今，唯有金融還拿得出手，其他領域均顯遜色。您為何會有這樣一個判斷？您認為在“十四五”時期，香港應該如何轉變發展思路，以實現二次騰飛？

　　劉瀾昌：我認為，未來香港自由港的制度是永遠不會變的，它是香港安身立命的一個法寶。正是由於自由港制度，香港的金融才能夠發展。如果我在美國有1000億資金，很容易就能進入香港，也能馬上調走資金，現在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為數不多的幾個地方可以做到。內地雖然也打造了很多自由港，但是由於人民幣管制的問題，資金進出還是不夠自由。所以這就是香港的優勢，再加上原有的法治基礎，香港金融方面的地位是無可替代的。

　　5月19號央行有一個重要的新聞，就是中央未來可能不對人民幣進行匯率調控，這對港幣也是一個衝擊，對未來影響很大。那麼在這樣的政策下，人民幣的自由化香港是一個重要渠道。因為香港與外部擁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渠道都是很通暢的，這一點也是香港最值得珍惜的。

　　談個人經驗：爭做“學者型”記者

　　中評社記者：劉老師您好，您在內地接受完整的新聞教育，又在香港叱咤新聞界，這是非常少見和寶貴的，我想請問香港傳媒從業者的新聞觀長期受到西方新聞觀影響，一定程度上在近年來的社會動亂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您曾在書中提到，西方新聞觀和社會主義新聞觀的矛盾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您是如何在兩種不同新聞觀中找到平衡點？ 　

　　劉瀾昌：你如果認真去研究，西方新聞觀和馬克思新聞觀在新聞的基本規律上很多是一樣的，例如，新聞的屬性、新聞價值原理，只不過服務對象不一樣。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為共產黨服務，而西方意識形態是為西方服務，只是其中有些手段不太一樣，傳播規律、新聞的價值、新聞的基本原則雙方都是一樣的。

　　我們看到，中國現在所處的環境非常特別，現在是西方世界的眾矢之的，西方的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都會覺得中國的價值觀念與他們不同，但其實西方並沒有去深入研究中國的情況。現在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基礎和西方國家其實差不多，已經是一個混合經濟體，很多私人資本大於國營資本。因此，受到“包圍”攻擊的中國，不能將新聞自由完全放開，必須要有適當的控制。

　　中評社記者：作為資深新聞人，您認為如何才能夠成為一名優秀的記者，有什麼樣的寶貴的經驗或者建議送給大家。另外您還寫過大量的時事評論文章，您認為要成為一名優秀的時事評論員，應該要注重哪些能力的培養？

　　劉瀾昌：其實我們都是同行，對於做記者的其中甘苦，大家都很有體會。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麼我們做這行，肯定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名記者，這是對自己最基本的一個鼓勵和動力。要成為一個名記者，我想首先是興趣問題，當你寫了一篇很好的報道，得到了承認，你就會有很大的滿足感，這是最主要的一個動力。

　　我還建議大家多寫署名文章，以及培養自己的新聞敏感，記者最重要的就是新聞敏感。此外還可以做一些綜述類報道，把很多的事情綜合起來，帶出你的觀點，表現現在的一種傾向，或者形成一種判斷。綜述是一個很重要的體裁，它分為兩種，一種是以事帶觀點，另一種是以觀點帶事。

　　另外，現在很關鍵的就是作出預測和判斷，例如判斷蔡英文下一步要做什麼，是要改善兩岸關係，還是把兩岸關係推的更遠？你要做一個判斷，形成自己的看法、觀點。事實上現在媒體工作者，特別是深度報道的媒體工作者，和一個學者有什麼兩樣？很多的媒體工作者往學者方面去轉，有些學者也往媒體方面轉，國外還有“旋轉門”，我估計這種情況以後也會在香港存在。

↑中評社香港總部人員會後與劉瀾昌合影（中評資料圖）
↓中評社北京總部人員會後合影（中評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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