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作業# 靖海侯:給通關日期一個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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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香港的自贖之路

原創:靖海侯
2021年10月21日
(本文將給出通關日期的一個預測)

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正如常舉行。

三天前,譚耀宗接到國家防疫部門通知,不予批准參加。這名來自香港的全國人大常委及另外3名香港代表,最終還是缺席了本次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坊間覺得,這是一個信號。

苦等了600余天,香港市民本已看到通關的希望。

10月7日之前,本地疫情個案連續51天“清零”;而9月26日,特區政府已就通關問題與中央有關部門對接。按照計劃,第二次對接會議也在籌備中。

“通關在望!”市民這麼想,並相信這次會是真的。

10月7日,一宗新的病例出現了。

歷史重演,關於通關的討論又被打回原點。

失望,在香港社會,再泛起。

通關,是個大問題。

將近兩年了,兩地“斷流”,人回不去,經濟循環不起來,市民原來暢行兩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被動修改……..社會上,被囿於一城的苦悶情緒,無時不在滋長,無人不以為沈重。

市民每回一次內地,就要在內地隔離21天,回來又要居家隔離。內地,近在咫尺,遠在天涯。

鍾永喜,香港貿發局中國內地總代表。自2020年年初“封關”開始,來回滬港3次,做了20多次核酸檢測,被隔離的時間長達4個多月。

“通關,咋這麼難呢?”人們都在問。

這一問,關乎市民的生活,關乎商人的生計,甚至關係香港未來的生存與發展。

9月初,《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發布;10月初,本屆特區政府第五份施政報告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與深圳攜手打造“雙城三圈”。通關都做不到,香港何以把握國家戰略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落地實施其發展建設規劃?

可這問題,又該問給誰呢?

疫情防控,國之大者,港之大者。

在《一場香港治理的“公開考”》一文中,靖海侯曾指出,當前香港正進行的鬥爭,有兩場,一場關乎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一場關乎市民生命、生活與幸福,一場從勝利走向勝利,一場在反復中反复。

2020年11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會見特首林鄭月娥時說:“希望香港把疫情防控作為頭等大事來抓…….”

香港的這頭等大事,讓市民灼心,讓中央掛懷。

10月4日,中評社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發布數據報告:香港輿情熱點顯示,在與內地停止正常通關600多天之後,與內地通關已成為香港最大的民意。

民意即民心,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能不能通關,能不能盡快通關,已經是檢驗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的重要指標,評價其當下治理水平的關鍵指標。

通關而不能,原因很簡單。

18日,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在立法會上表示,香港與內地通關是頭等大事,雙方都很積極。當局不會“偷懶”,會盡一切努力去做。

問題是:1.積極且沒有“偷懶”,何以疫情不滅? 2.會盡一切努力,是否用盡了“一切的辦法”?

內地不放心,無疑只是兩地不能通關的表層原因。

8月17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每週二例行會見傳媒時說:

“過去兩年多,經過‘黑暴’和國安法,整個香港上了很深刻的一課,包括特區政府和我本人。”

止暴制亂是深刻的一課,防控疫情何嘗不是深刻的一課。

從公開表示不接受全民檢測,到試行開展全民檢測,從拒絕效仿內地施行封區管理,到簽發第一張“禁足令”,從開始到現在,在疫情防控上,特區政府逐步向內地做法靠近,卻又始終瞻前顧後、患得患失、若即若離。

市民要通關,內地要安全,香港還在要“特色”。

近日,香港社會就推出“健康碼”(通關碼)展開討論。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將會向內地專家反饋意見,包括“健康碼”只用於通關、自願安裝、無記名追踪功能,希望免檢疫回內地的市民,必須提交過去一段日子的行程、住址等資料。

因所謂隱私資料,不具精準的追踪功能;因所謂自由選擇,讓市民自行申報行程。如此有“特色”的健康碼,可以管控疫情嗎?

思維的慣性,路徑的依賴,社會輿論的掣肘,事事處處“思慮過盛、顧忌太多”,讓特區政府總有躑躅和迷茫,總是少了一些果斷和堅毅。

這不是盡一切努力

實現通關的不二法門,就是全面對接內地防疫做法。

通關是兩方面的事,不可能“一廂情願”。

實現通關的條件,無非有6:

1.香港疫情可控;
2.內地疫情可控;
3.兩地防疫標準一致;
4.兩地防疫舉措同步;
5.兩地防疫過程相通;
6.兩地有對疫情共同的識別、判定和溯源能力。

很明顯,一個被“閹割”了的“健康碼”,不足以達到上面的要求。

曾國衛說,希望雙方(兩地)在防疫抗疫上進一步拉近雙方做法。

“拉近”解決不了通關的問題,能解決通關問題的只能是“一致”。

走向通關的路徑,已經很清晰。

#抄 作 業#

疫情防控,又豈止是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於香港,不只是一項具體的民生工作;於特區政府官員,不只是一項具體的治理動作。它涉及香港的全局和整體利益,涉及兩地的經濟社會合作,涉及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與安全兩件大事,更涉及中央對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的評價。

通關問題,所折射和映照的,其實就是香港要秉持的管治理念問題,要選擇的治理模式問題,要走向的發展路徑問題,要不要在“一國兩制”框架內守正創新的問題。

造成通關屏障的,正是思想的屏障。

這些思想屏障,仍廣泛且深刻地存在於不少特區管治者的頭腦中:

1.“高度自治”的邊界感過剩。對涉及特區社會民生事務的議題,總是自覺與內地各方保持距離,害怕自己“過界”,防範他人“越界”。

2.香港“一制”的防範心太重。認清了“一國”為本的問題,但固守“兩制”先行的觀念,固執地認為“一國”和“兩制”存在內生矛盾和衝突,遇到問題時總以“兩制”審視“一國”,拿本地法律當“擋箭牌”,強調香港的“特殊性”。

3.傳統體制的優越感過強。深刻認同港英政府傳承下來的製度框架和治理模式,迷信西方價值觀念和標準體系,常以歐美國家為參照系,仰視西方,漠視內地,對改革發展感到焦慮。

堅持“高度自治”,卻是畫地為牢;堅持“一國”之本,卻是“兩制”先行。特區管治者所存在的“情感障礙”和“認知失調”問題,影響著其謀求改革發展的意志,羈絆著其推動改革發展的步伐。

疫情防控上如此,其他很多事項也是如此。

靖海侯早前曾指出,疫情防控於香港,是要被動承擔的工作,也可以成為一場“社會實驗”,一個在治理香港上擺脫思維慣性、理念束縛、路徑依賴的大好機遇。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有獨特製度優勢,其獨特不能只理解為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獨特,還在於可以整合兩地制度各自優勢的獨特。以人之長、補己之短,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不融匯不足以融合,不整合各自優勢不足以整合各方力量。在熵增的規律下,香港要保持活力和競爭力,必須盡最大可能藉鑑吸收一切外部的積極因素,才能讓其獨特的製度有動能、可持續、得生長。

疫情防控,正是一場香港治理的“實驗”。而如果特區不在疫情防控中完成這樣的“實驗”,今後香港若遭遇如疫情一樣更大的危機,香港不會有新機、不會開新局、不會實現新跨越。

19日,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評價香港社會關於“健康碼”的爭議時說,“爺孫兩人誰騎驢,幹路人甲路人乙什麼事?不好阻住整個地球轉,將簡單事情複雜化。”

解決“健康碼”的問題,再簡單不過了:

1.要去內地,就得安裝“健康碼”,不安裝,可以不去;

2.要安裝“健康碼”,就得接受被追踪被記錄,不接受也可以不用安裝;

3.不安裝“健康碼”的,繼續適用原有隔離政策。

本質上,“健康碼”是公共衛生管理工具,防範的是個人風險更是群體性、區域性和趨勢性風險,其功能不只是面向個人的。

還有什麼好討論的呢?

1月11日,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說,“理念是行動的先導,……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著發展成效乃至成敗。”

一場危機,危中有機。
特區政府要證明自己有行政主導的能力,在危機中育新機、在變局中開新局,救市民和香港於疫情之水火。

唯有改革,唯有創新,唯有放下思想的包袱。

防控疫情如此,破解香港經濟民生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亦如此。這正是香港要走的“自贖”之路。

也會因為如此,市民希求的通關之路將不再漫長。

從現在就全面對接內地防控舉措開始,通關就在明年的三四月,一樹一樹花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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