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夢到中國式現代化
——三中全會學習體會談
馬 弘
二十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稱《決定》）我已讀了五遍，而且回過頭去又重讀了兩遍二十大報告。
為什麼？
一是，這關係到未來5到10年乃至30年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及國家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和具體舉措，不僅我們這一代還能躬逢其中，而且更關係到我們下一代的生活環境。
二是，對於我們從事投資這一行職業的人來說，更為現實的問題就是事關我們的投資決策。
因此，我們必須完全徹底地理解透檔所演繹的未來圖景，理解透文件只言要語背後的現實邏輯，才能認清未來幾年我國現實的政治與經濟社會環境，才能踏准時代的節奏，才能在大變革中不會迷失自己。
-
改革的著眼點：夯強基礎，提升能力
先從一個小故事說起。 前幾日與浙江小山溝里一位退下來好幾年的老支書喝酒聊天，在聊到他這一輩人所經歷的事和生活的變化時，老支書感慨道，現在我們老年人每月有錢拿，孩子們上學吃飯不用錢，大家生活很安定，不能不佩服感謝共產黨的領導。 改革開放來，我們國家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但是，新的發展必然帶新的需求，當我們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以後，新的社會需求必然對未來提出更高的要求。 有一次，我從上海乘高鐵到那個村裡去，讓同村的一位退休鄉村老師開車到高鐵站接我，當經過一個平整山地的工地時，這位老師意味深長地說，現在的幹部就知道做工程，只要做工程，他們就有業績，有好處（言外之義就是工程發包時收好處）。 原來這是一個退林還耕專案，整理出來的耕地指標轉讓給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以解決那邊的耕地占補平衡。 一般地，現在長三角地區耕地占補平衡交易，每畝土地在60-80萬左右，但是真正落到村裡的，村民得到的則是不多的青苗補償款。 這裡的村民，原來種植的基本上就是茶葉等經濟作物，現在退林還耕后，土地儘管照樣由村民免費經營種植，但只能種植糧食作物和蔬菜，這對村民而言，如何轉型糧蔬產品的銷售就面臨著新的挑戰。 況且土地指標的交易，村民並沒有得到實實在在的現金收益，據這位老師講，指標款經層層轉撥下來，到項目上，已只有三分之一的工程建設款了，而這也是由外面的工程隊賺走了。
過去我們一直講，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加快新農村建設，縮小城鄉發展差距，但是，從上面的小故事中，我們看到，城鄉矛盾已不再僅僅是收入的差別，而是城市化對土地資源的佔有在城鄉之間分配的公平問題，經濟的發展也不再是幾個工程的投資與建設的問題，而是組織方式和市場體系的重構問題，就如上述故事中講的，如何讓習慣於茶葉等經濟作物生產和經營的村民，參與到新的農副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的市場體系中去，能否把農民生產組織到統一大市場的流通之中。
現代的中國經濟，已是一個嚴重依賴於市場體系運行的經濟體，已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一點，我們已從疫情封控期間居民生活用品供應出現的問題看得很清楚。
當今的問題在於，我們的政府經濟管理體制和能力是否適應這種越來越高度化的市場運行方式，讓經濟主體活力更強，運行效率更高，市場運轉更有序，「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我們的政治運作體制和能力是否能適應民眾對公平、正義更高的要求，使我們的公權力運作更透明，法治運行更順暢，以充分體現人民的當家作主; 我們的社會管理體制和運作能力能否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多元化、認識與表達的多元化，使我們的社會更和諧; 我們宣導的社會意識和價值取向，能否在塑造中華民族新的文化身份認同和共同理念時，能與外部世界的溝通更從容，與世界的關係更友好。
我想，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大變革所面臨問題的內在邏輯，也是三中全會全部改革內容的關注所在，即：夯實制度基礎，提升治理能力，力保國泰民安。
-
中國式現代化：中國性與世界性
當代的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同時也是世界的中國。 根據世界貨幣組織的統計，2023年中國的GDP總量為17.66萬億美元，人均12514美元。 自2019年，我國已跨入人均1萬美元台階，遠遠提前實現了鄧小平當年提出的分三步走到本世紀中葉達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標。 但是，我們佔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耗煤炭、鋼、銅的需求佔全球50%，鎳的需求達到了56%，對鋁、黃金的需求也分別達到了47%和27%，油的需求14%。 從這些數據我們看到，中國的經濟已完全融入了全球的經濟迴圈之中，這個深度參與世界經濟體系的開放經濟體，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昔日曾經的泱泱大國，自鴉片戰爭后屢遭世界列強淩辱，如今中國重回世界舞臺，該有怎樣的世界形象呢？
中國的傳統文化里，素有“家天下”的觀念，自詡為世界文明的中心。 “中國”一詞，最早見於西周青銅器何尊的銘文“宅茲中國”。 當年周武王滅商后，周文王遷都洛邑，以過去商人所在的中原為中心，統治天下民眾。 周時的天下，既有華夏與夷狄之別，至春秋后，周朝分封各地的邦國對內相互兼併，對外征服外族，疆界外延不斷擴大，華、夷之別的內涵也在不斷變更。 到了戰國以後，周朝建立在分封制之上的一套規範禮制已然崩塌，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禮崩樂壞”。 在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孔子致力於重整失去了的社會倫理秩序，將周代家長權威與政治權威相結合的王制，改造成中國文化的理想政治，王承受天命，以宗族大家長的身份統治天下民眾，以親情戚誼的仁義，作為民眾同胞的情懷，也就是把舊王道改造成了作為致力於天下共同生活基礎的新王道 。 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天命靡常，惟德是親“。 許倬雲在評論孔子仁義思想的產生時說道，孔子創造性地將周朝的封建禮儀改造升華為普世的倫理，將血緣親誼轉化為仁政王道，將分封控制體系，轉化為天下大同。 由他而開啟的儒家思想為中國歷代王朝所遵奉，也為新朝推翻舊朝提供了理論依據，舊朝的革命者都以受之天命、革除失德的舊王朝統治者來詮釋其合法性。
幾千年來，“家天下”所形成的“首善之區”、“天下中心”心理，指定了不能適應與世界列國的平等，當航海時代及工業革命使歐洲各國的經濟貿易邊界與中國相接時，中國仍視外邦為蠻夷。 1793年，當“日不落帝國”英國政府派喬治•馬戛爾尼來華訪問，試圖談判與中國通商時，清朝政府卻以“天朝上國”自居，“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然而，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攻擊下，優越的民族心理頓失，儘管面對外強時有奮起抵抗，但畢竟已自認矮人三分，於是原來開放的家天下的普世主義思想，演變成了盲目排外，即使“洋務運動”，也是“師夷之長以制夷”，標誌結束中國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其最初的革命口號也是“驅除韃虜”，中國的民族心理被牽引進了“老祖宗的輝煌”與” 落後挨打“的自怨自艾之中。
時間推演到當代，中國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理論指引下，打開國門，逐漸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接軌世界通行經濟運行規則，經濟連續10年保持兩位數增長速度，經濟總量成為全球第二，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大國，中華民族由此重拾了民族自信。
但是，當代全球經濟，仍存在著不同的國家利益和市場利益的強烈競爭。 有競爭，必有矛盾。 尤其在當前全球又進入經濟增長的瓶頸，以計算機技術為基礎的互聯網科技紅利開始遞減，過去幾十年高歌猛進的全球化進程趨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二戰後形成的世界格局和秩序面臨重構，此時此刻，自信的中國如何在世界矛盾複雜多變的時局中與世界相處？ 我想，二十大報告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正是要對此問題的回答，是進一步融入世界的戰略思考。
“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詞，早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講過。 1979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客人時談到：“我們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 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 …… 由於缺乏經驗，實現四個現代化可能比想像的還要困難些。 “在這裡，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中國式四個現代化“的概念。 在時隔不長的一次黨內會議上，他又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更簡練的概念。 1979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談到：“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 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 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1000美元,…… 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 “縱觀鄧小平的講話，很顯然他認為按照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標準，在20世紀末中國是很難實現這樣的現代化目標，畢竟那時中國的經濟基礎條件非常之差，因此他以小康水準來調低現代化的經濟數量指標，將這樣的現代化稱之為”中國式現代化“。
那麼，時隔40多年，中國共產黨重新用「中國式現代化」來定義中華民族復興的內涵，我們該如何解讀？
我國跨上人均GDP1萬美元台階是在2019年。 這也就是講，若從1980年的人均國民產值250美元算起，到1995年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用了15年; 從1000美元到2003年的4000美元，用了8年，而從4000美元到1萬美元，用了近15年的時間。 2023年，世界平均人均GDP為13359美元，G7國家平均人均GDP為60221美元，歐洲平均為34663美元，日本、韓國和我國台灣分別為33806、33192和32444美元。 如果我們現在按5%的經濟增長速度，那麼到2035年可以實現人均2萬美元，也就是說，再用15年左右的時間實現人均1萬美元到2萬美元，另外再用15年時間實現人均3萬美元，達到日、韓和我國臺灣地區目前的水準。 這是我們對經濟量化指標的估算，但是，對於我們這樣的人口大國，人均3萬美元，那就意味著經濟總量將超過40萬億美元，相當於2023年美、日、法、德四國的總和。 如果中國繼續按照過去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世界各國都將擔心中國對世界資源的消耗，擔心擠壓他們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
因此，如果說鄧小平用「中國式現代化」，是要修低當時人們對人均GDP指標的期望值，那麼，當代我們再次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概念時，已不是一個人均多少的簡單的經濟指標的問題，而是涉及到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式的轉變，涉及全球大宗商品資源消耗的此消彼長，涉及各國在全球市場份額的此消彼長，關乎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心理的全方位重塑。 換句話講，中國的現代化，既是堅持以高品質發展為重點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決心，也是消除世界上一些人對中國的疑慮，以「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觀」彰顯中國的世界觀，表明中國不再走粗放式的經濟增長之路，而是以技術創新驅動為內涵的、與世界各國包容發展的高品質之路; 不再走對自然資源消耗型的增長之路，而是堅持走綠色發展的環境友好型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不會行過去西方列強對外實行殖民和零和遊戲的霸道，而是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合作共贏的和平大旗。
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性，表現的是中國現代化社會追求的，不是一個兩極分化嚴重、現代化成果僅為少部分人所得的社會，而是堅持人民為主體，講究公平正義、共同富裕的社會。 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性，表明中國之世界觀，視世界為各國合作共贏、各民族命運與共的共同體。
-
改革的方法論：破與立
這次全會《決定》中提出改革“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中心，加強頂層設計、總體謀劃，破立並舉、先立後破，築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創新重要制度。 “這是這次提出改革舉措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法論。
記得1992年，我參加上海市政府的人代會工作報告起草時，正值鄧小平南巡從廣東來到上海過春節，那時鄧小平希望上海抓住世紀的尾巴，膽子再大一點，思想再解放一點，“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 當時的上海主要領導在研究如何以改革開放的姿態實現小平同志的囑託時，也曾討論過到底是“先破後立”，還是“先立後破”。 改革，不僅是打破過去的一些思想禁錮，從操作上講，更是要打破原來的一些規章制度，需要在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上進行重造。 如果先立後破的話，那必然需要經過很多過去制度所留下來的規定和流程，會產生許多爭論，因此在時間上無法做到“一年一個樣”。 但如果「先破後立」，那麼如果一破到底，就可能會無人負責，「一放就亂」。 為此，上海市主要領導提出「邊破邊立」方針，政府管理體制上拆各個管理局，政府管理職能歸併到相應的政府委辦部門，經營管理職能分別成立投資公司，後來這些政府性投資公司又逐漸合併成幾大國有集團公司; 產業發展上重點圍繞發展六大支柱產業，對外推動上海企業與外資合資，引進跨國公司，對內則主動將上海鋼鐵並給寶鋼，地方化工並給上海石化; 國企改革，一方面剝離企業辦社會，把國企推向市場，另一方面建立社會保障體制，解決企業員工的失業和養老保障，並通過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強化國有企業的經營約束能力。 正是這種「邊破邊立」的改革勇氣和魄力，使上海贏得了連續保持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實現了鄧小平對上海的囑託。
但是，仔細分析，那個階段的改革與今天相比，有著不一樣的條件。 首先，那時我們是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是處於短缺經濟條件下的放開搞活，因此那時只要放開手腳，強大的市場需求足以消化放開後所產生的問題，如價格改革，只要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快於物價上漲水準，改革的成本大家都能承受。 又如，國企改革，由於私營經濟的發展，吸收消納了大量從國有企業剝離出來的冗餘員工和社會就業。 用一句話講，所有的問題都能在發展中解決。 那個階段，缺資本，引進外資; 缺技術、缺管理經驗，就與外資合資。 那時我們人口大，市場巨大，吸引著來自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反過來與我國廉價勞動力結合，也給西方國家帶來了價廉物美的商品。 那個階段的西方國家，與中國真正相互形成了明顯的比較優勢，經濟全球化下雙方互利互惠。 而如今，過去被我們認為高端的發達國家的技術，基本上都已被我們引進消化吸收，並開始創立自己的品牌進入國際市場，如家電、電腦、汽車、飛機、船舶、手機、通訊裝務等等，而且在新能源和航太領域，很多技術和產品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已從過去的短缺經濟變成了大部分領域的過剩，而全球經濟也已進入了週期性衰退階段，新的科技革命帶來的新興產業還不足以支撐產業的新舊疊代。 如我們現在講數字經濟，若回過頭來看看，從1946年世界上誕生首台計算機以來，計算機從類比到數位，從台式電腦到筆記本，發展到互聯網，再到移動互聯網和物聯網，電子計算機技術產品今天已進入了我們這個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一輪產業的發展實際上已從增量轉到了存量階段。 今天，我們還沒有看到有哪一個新的技術發明，能給世界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生活方式帶來如蒸汽機、電、電報和計算機等的發明那樣的大變革，帶來新的產業增長極。 ChatGPT出現后，大家都很興奮，但大模型人工智慧背後需要巨大的算力支援，而巨大的算力又需要巨量的電力支援。 因此我講，將來也許是能減少地球資源消耗的綠色能源技術，也許是穿梭於太空的新的太空運輸工具和材料技術能引領新一輪的產業革命。 說這麼多，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發達國家經濟體可能因對中國競爭力的擔憂，開始不太願意與你共用技術創新成果了。 怎麼辦？ 當然我們不可能放棄與世界的合作，但要想讓人跟你合作，你手裡若沒有功夫肯定也不行。 因此，我們還是要有自主的核心技術研發，有引領性的新興產業鏈生態。 而這就需要新的體制機制。 建新體制，就要破舊制度。 如果仍沿用「先破後立」或「邊破邊立」的話，我們這個階段「破」後所引起的「亂」的成本，會遠遠大於上階段」破「中所產生的後果，甚至可能要付出社會和政治動蕩的成本。 從這個角度看，“破立並舉、先立後破”應是最穩妥的辦法。
現在，核心的問題就在於如何“立”。 從《決定》所確定的原則看，立的是制度，立的是法治。 要法治，先立法，把改革的意志，把政策的意志，通過立法變成全民的法律意志，讓所有的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和政府的行政、司法執法的行為都納入法律的框架。 曾在一次與上海司法系統交流的會議上，我提出一個想法，行政退後一步，司法往前一步“，那時我感到，行政部門事前管理得太多，沒必要把審批權、核准權都抓在手裡，讓市場主體對照條件自主行事，只要強化事中的監督，再加司法處置和對違法裁定與執行力量的跟上，讓達摩克利斯之劍永遠懸在大家的頭上， 讓市場主體敬畏規則，敬畏法律，市場照樣能管理住。 我想，這便是現代政府的運作方式，是向現代社會進步的方向。
-
市場主體的活力：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
經濟的活力，源自於市場的一線，源自於企業家精神。 這次的《決定》進一步強調了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而把政府的角色定位為彌補市場機制的失靈。 這既是對前段時間大家擔心計劃經濟回歸的回應，更是對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的界定作了進一步的明晰。 實際上，在中國，人們對於是否實行市場經濟的判斷，主要還是基於對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關係的處理。
在中國，無論從什麼角度講，任何一屆政府都不可能不講做大做強國資。 如果有任何削弱國資的說法，就有可能出現象當年俄羅斯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一樣，國有資產最終為一些利益集團寡頭所攝取。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人們對腐敗的仇恨主要針對的是“官倒”的話，那麼如今但凡國資流失中有權力腐敗，其社會反響將會更加強烈。 因此，高舉搞好國資的旗幟，不僅是國資本身的保值增值要求，更是防止國有資產經營中可能出現的腐敗，防止俄羅斯式私有化的重演，關係到國家的穩定。
但是，由於目前國有企業的管理模式天然地與政府結合在一起，其在資本、融資、市場准入等經濟資源的獲取上必然地有著政府信用的背書，甚至在運用公權力上，更容易獲得黨政和司法部門的支援。 更何況國有企業的資本實力本身就比民營企業強，在市場競爭，尤其是招投標中，天然地具有著資本和資產規模的優勢。 因此，大家總感覺到民營企業一直在玻璃門之外，受到了不公平對待。 當然在實際生活中，確有不少領導幹部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在平常工作中為減少些口實，認為反正國有企業做生意是左口袋與右口袋的關係，把民營企業完全排除於市場機會之外。
因此，在高舉做大做強國企的旗幟下，改革的目標應是如何實現國企在市場競爭中與其他所有制性質的企業平等競爭，如何在強化國資的重要性時防止對市場的扭曲。 這就涉及到國企的管理體制及其管理方式。 從這次《決定》的內容看，政府對國企的管理將實行分類管理，也就是說，需要國家在為經濟和社會提供保障性服務的功能性企業、需要國有資本提供支援的平臺型企業，以及仍在競爭性經濟領域的競爭性企業，制定不同的管理方式和考核體系，以確保正常的、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這次的《決定》提出要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目的就是提高保護民營經濟產權的力度，增強民營發展的信心。 從現代企業產權制度的角度看，企業的擁有權歸出資人所有，但企業的資產不僅僅只歸出資股東所有，其中也包括有企業的債權人。 這是因為，資本是經濟的基本要素，企業經營的貨幣資本，不僅包括股權資金，也包括借貸資金，甚至包括企業對員工工資和供應商的應付款。 所以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私有企業，除了其股權出資的貨幣資本可以分出來源於公有方和私有方外，從企業總資產的角度看，很難說哪個企業是純國有，哪個企業是純私有。 可以這麼說，我們現在所說的國有企業也好，民營企業也好，甚至外資企業，都是整個中國經濟體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經濟活動的基礎力量。 所以，我覺得，我們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理解，可能還需要在理論上有所突破，社會主義公有制是體現在企業最終的擁有權上，還是體現在總資產的擁有權上？
我一直講一個例子，現代銀行發展起來后，你說中國工商銀行是誰的？ 國家的？ 它只不過是國有資本控股，它的資產絕大部分是居民存款，股東的資本只佔10%左右，當然其經營盈餘歸所有股東所有，但銀行所擁有的資產不能說完全國有的。 難道國有是公有制的唯一表現形式？ 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經濟的所有制主要表現於對生產資料的佔有。 什麼是生產資料？ 廠房、機器設備等等？ 如果這些生產資料的投資中，有社會公眾的股權的原始資本，也有運用銀行信貸槓桿的貨幣資本，我們如何去判斷這些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與私有制？ 當現代企業把擁有權多元化、擁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后，生產資料所有制，跟馬克思恩格斯時代所看到的企業制度下的所有制表現形式，實際上已絕然不同。 甚至恩格斯晚年在考察美國之後，看到股份制企業時也認為可能是公有制的一個實現方式。 既然市場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手段，也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手段，那麼資本作為經濟的基本要素，國有資本與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民所擁有的貨幣資本難道不都是中國經濟的基本要素嗎？ 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公有制，應主要體現在共有產權收益分配的公平公正性，體現在不同市場主體競爭的公平公正性，體現在防止小部分利益主體的市場壟斷，體現在禁止內部人控制的現代企業制度。
新時代，期望有新的理論突破。
-
新質生產力：耐心資本從何而來？
自去年來，我國的經濟進入了低位徘徊，大家普遍擔心我們不再有過去40年的高速發展，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尤其是今年來，製造業經理採購指數連續下降，社會投資低迷，貨幣M1、M2雙雙下降，市場上瀰漫著一股悲觀情緒。 那麼我們到底如何看待當前的經濟低速增長？ 我們能不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說句實話，我的理解，這次三中全會所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從根上講就是為了解決保持經濟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文件中指出了當前我們面臨的幾個突出矛盾和問題，如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差別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特定領域的風險及地方債務風險等等，其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經濟發展的品質還不高。 而高質量發展的根源則來源於技術的創新，來源於新的勢能轉換。 也就是說，檔對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瓶頸問題的判斷，是認為舊動能走入尾端，而新動能還沒完全起來，無法支撐舊動能向下拐時所形成的壓力。
然而，新技術的創新，需要有基礎研究的支撐，需要有創新的意識和創新的環境。 與國際比較，我們的基礎理論研究有著較大的差距，基於此，這次的《決定》對科技體制、人才體制改革的緊迫性提得特別高，對建立創新的體制和機制也提出了具體的改革計劃。 另一方面，技術成果的轉化，特別是一些新技術進入產業化，並形成為一個相對完整的產業鏈，沒有十幾年的功夫，是成不了氣候的。 科技創新及其產業化，是在大量試錯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投入大，風險大，靠過去那種賺快錢的投融資模式，顯然無法推動科技創新，對創新和投資失敗實行零容忍的考核辦法，顯然不能為科技創新和投資形成寬鬆的社會氛圍。 由此，《決定》提出了鼓勵發展“耐心資本”。 但究竟什麼是耐心資本，如何在中國形成耐心資本增長的機制，看來還需要作深入的研究。
其實，耐心資本的形成，跟稅收制度設計有關。 大家都認為科技創業投資最好的地方是美國矽谷和以色列。 我專門到矽谷考察過，也研究過以色列的科技創新。 在美國，為了鼓勵個人和企業投資科技創業項目，聯邦和州政府對企業和個人投資於天使基金的額度，是可以在稅前列支的，這樣企業和個人，在累進稅率的條件下，把一定比例的收入投資於天使基金，因可以稅前列支，其實際稅率就會降下來，其絕對收入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減少。 換句話講，這種稅前列支的辦法，實際上由本應繳納給政府的稅收，直接轉化為科技投資了。 這種轉換，至少比政府收到稅收后，再由政府來開展投資或分配資金，科技產業化的效率更高。 一方面，由於稅前列支的那部分天使投資對投資人而言本來就是他的名義收入，而不是實際收入，因此即使投資失敗，投資人也不太敏感; 另一方面，如果投資成功了，他也絕對不會象國內許多投資人那樣，急功近利地著急套現走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不清楚我們接下去的稅制改革，有沒有這樣的選項。 現在很多人講，耐心資本應該是國有資金，長期的社保資金，但最近市場上傳出政府的引導基金要求被投企業回購的訴訟越來越多，說明國有資本很難擔當此任。 國有資本的風險投資，一個二個成功案例可以有，但不會有普遍性意義，就象合肥政府的投資一樣，不是每個地方都能學會的。 如果哪裡出現有腐敗的大案，這方面的整個投資就有被叫停的可能。 其實，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大部分政府引導基金的資金主要來自於政府的投融資平臺，而投融資平台的資金又主要是通過平臺公司的政府信用而來，這樣的基金能是真正的耐心資本嗎？ 因此，與其讓政府把稅收上來再重新分配資金進行風險投資，還不如稅收制度設計好后，讓市場投資機制發揮作用。
-
全過程民主：如何把權力關進籠子
處於新時代的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有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制，要有高品質發展的動力機制，要有創新的體制機制支援，需要有健全的宏觀治理能力，城鄉融合發展和向世界開放的市場格局，而要做到這些，則需要有全過程的民主政治和法治作保障。 這是三中全會《決定》基本的行文邏輯。 全過程民主建設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際上涉及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體制與機制的改革，因此，《決定》的第八和第九部分應結合起來一起學習思考。 第十五部分是關於黨對改革的領導體制，第十至十四部分主要講的是文化、民生與社會保障、生態文明以及國家安全和國防建設等內容。 我們重點關注與經濟運行保障有關的民主與法治的體制改革。
在中國傳統的儒家政治思想中，一直貫徹著民本思想，只不過封建王朝下的政治制度，奉行的是主權在皇族，而不是主權在民。 在帝王眼裡，他是受天承命，皇朝是舟，民不過是載舟之水。 但這樣的民本思想下，王朝政權的政府便有著父愛主義的傳統，天子行使王權，便要愛護他的子民。 這種父愛主義的傳統，至今我們在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受儒家文化影響深遠的國家還能看到。 這種父愛主義當然也深植於中國的政府管理思想。 父愛主義政府如果把“為民作主”當作“代替民作主”的話，就很容易導致政府獨斷式的專制，但如果父愛式的政府是發揮市場失靈的有效補充，則很可能成為經濟穩定的壓艙石，社會的穩壓器。 當然，如果政府直接動用行政權力來配置經濟資源的話，市場很容易被扭曲，經濟效率會下降，而且很容易滋生腐敗。 這一點我們從日本和韓國近幾年來的情況可以看得很清楚。 儘管大家都說日本“失去了30年”，但我們看看日本的經濟生活水準，2023年人均GDP仍高達33806美元，其科研水準、海外市場競爭力，都居於發達國家水準。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日本企業幾乎沒有經受很大的衝擊，這跟日本政府實行低利率的宏觀經濟政策有關，在危機衝擊中日本政府首先就是設法讓企業生存了下來。 韓國在97金融風暴中受影響較大，主要原因是韓國經濟當時外債比重過高，但採取的是集中資源支援幾家大財團，使三星等在微電子和移動通訊技術產業中走到了世界前列。 但我們也看到，日、韓兩國這幾年幾任政府腐敗醜聞不絕，導致政局不穩，政府不斷更替，這與政府對資源的直接調配權有關。
因此，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深受幾千年傳統文化影響和封建專制統治的國家實現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又一個開創性的大課題。 當年毛澤東主席在回答如何防止中華民族歷史上王朝週期性更替的問題時，認為只有實行人民民主。 二十大報告提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所謂全過程人民民主，我的理解其理論基礎就是主權在民，用通常的話講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一切的政權制度就是要維護人民享有的一切權利。 我們的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基本制度是多黨合作的協商民主，而確保政權順利運轉的就是社會主義法治，意思就是說，公權力需在在憲法和法律的授權下行施，就是要“把權力關在籠子裡”。
公權力對經濟的扭曲，一是表現在資源的配置上，二是表現在對經營活動的無法律依據的干預上。 如前面我們講到的耕地占補平衡指標的交易上，從省級到市級再到縣級直至村級，補償款的層層轉撥，每一層都會扣除一定的比例，其中的分配原則、依據到底是什麼，上級取得的一定比例的款項入了什麼庫，用於什麼？ 這似乎都不透明，從而就很難取信於民。 這是政府權力在資源配置上容易扭曲公平經濟的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至於對經營活動上的干預，從《決定》提出糾正錯案和禁止以刑案代替民案的要求，就可見一斑。
對公權力而言，法無授權便不可為，否則就無法想像人民如何當家作主。 權力若沒有法制的約束，就容易讓人以超越於法律之上的加碼行為來表現其對絕對權力的忠誠，從而很容易讓社會失控。 近在眼前的教訓就是十年文革的動亂。 把權力關在籠子，一是通過立法授權。 正因為政府部門的權力通過立法授權，因此在立法過程中應防止部門通過立法來攬權，並固化其權力。 為此，立法應有合憲審查，也應通過新的立法來調整政府部門的許可權，要按照新的體制運行和流程來破除一些政府部門過多參與經濟運作的權力。 二是需要日常的監督。 這次《決定》把監督權專門分列出來，並與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並行，作為建立相互制約的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正是從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意義上講，未來5年，是中國制度建設影響深遠的關鍵的5年。
改革永遠在路上，認識在深化，制度在改革中會不斷得到完善，經濟和社會在改革中會更高效。 三中全會繪就的改革規劃藍圖，重在落地生根。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