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人类建于港口附近或航道危险部位的一种塔状发光航标，用以引导船舶进港或指示航行危险区，是海上来往船只的指明灯。
在现代社会，灯塔似乎已成为一种遥远而陌生的存在。当我们习惯了卫星导航和高科技定位系统时，很难想象那些孤独矗立于海岸线上的灯塔曾经是航海者的生命线。但在香港，却有这样一支团队，它由一位台湾教授创立，成员包括但不限于会计、律师、建筑师等来自各行业的青年才俊，他们沿着中国海岸线及海上丝绸之路，探寻并挖掘这些古老建筑尘封已久的故事。
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他们寻找灯塔的意义究竟何在？这些照亮航路的高塔仅仅是历史的遗迹，还是依然承载着某种重要的价值？在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之前，我们先去认识一位特殊的灯塔守护人——花维路，他是一位英国人，却被香港的“水上人”称为“渔民之父”…….
花维路和他的家人
放弃高阶职位只为守护灯塔
花维路于1918年出生在香港的一个英国家庭，他自小就和街坊的小伙伴们一起嬉戏，与船队的工友们闲聊度日。渐渐地，广东话成为了他的第二母语。花维路原名是查尔斯·瑟尔维尔，他将自己中文名取为“花维路”，全因喜欢历史人物花木兰。
少年花维路（右一）
1933年，花维路跟随担任船长的父亲开始在太古船坞做学徒。尽管他对大海怀有深厚的热爱，却偏偏饱受晕船之苦。在船坞坚持四年之后，花维路选择加入香港海事处。花维路先在横澜岛灯塔当机械学徒，再到蚊尾洲（现位于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做见习灯塔管理员。二战期间，香港被日军侵占，花维路与许多英国人一同被日军关在赤柱拘留营3年8个月。
横澜岛灯塔
经历生死的他，在战后婉拒了英国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任命，选择到横澜岛担任灯塔管理员。
花维路除了日常的灯塔维护和巡逻工作，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发雾炮。每当海面升起大雾，他必须在一段时间内以特定的次数发炮，让船只可以通过声音来辨别位置和方向。“我的父亲并不喜欢发炮，因为每次发炮的声音都是震耳欲聋。”在横澜岛上，花维路的大女儿花嘉莲望着父亲曾经工作过的灯塔，对GDToday记者说道。这是花嘉莲和她的妹妹花嘉诗、侄女花懿露第一次登上横澜岛，“我们今天都有一种寻根的感觉。”她们感慨万千。
横澜岛位于香港东南面的海域中，距离市区约13公里。这座小岛面积约1000平方米，四周被碧蓝的海水环绕，岛上绿树成荫，景色宜人。从筲箕湾避风塘出发，乘坐船只大约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横澜岛。岛上的横澜岛灯塔座落于南岛的顶峰，从码头走到灯塔大约需要攀爬224级台阶。“这座灯塔不仅是所有从东边进入香港水域船只的重要航标，也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与花家后人一同登岛的香港灯塔研究项目执行人王玮乐说。
横澜岛灯塔始建于1893年，由中国清朝海关总营造司、英籍工程师韩德善(David Henderson)设计，他在中国服务29年共协助兴建了34座灯塔。根据港英政府船政厅长每年出版的报告，从1901年至1939年期间，经过横澜岛灯塔的船只数量最多，显示其在海事交通安全和贸易中的关键作用。
横澜岛灯塔
从灯塔守护人到“渔民之父”
在1989年香港境内灯塔全面自动化之前，横澜岛灯塔始终有人长期看守。彼时交通运输不便，小岛一月只能靠往来船只补给一到两次生活物资。长居岛上，花维路日常生活都与“水上人”打交道，以物易物之余双方建立了浓厚的友谊。他跟渔民学了一口流利的“水上话”，也教导渔民英语和灯塔仪器讯号。
“水上人”，即早年从内地过来香港捕鱼的渔民，其中既有广东这边常说的“疍家人”，也有来自客家、“福佬”地区的渔民。那时，生活在岸上的香港人多视“水上人”为目不识丁、没有文化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的“水上人”很少走入市区。当时的警察如果看到“水上人”在市区活动，会用警棍赶他们回艇上。
“水上人”
当花维路与“水上人”的交往越深，就越能感受当时这一弱势边缘群体的苦境。花维路曾说，“他们很穷，子女又多。船的设备很差，不能航行太远，又有海盗，曾经不敢出海，政府又不管。年轻一辈很多都想上岸工作，改变命运，但由于教育程度低，往往只可以做体力工作。”
花维路和“水上人”黎金带身穿海事处灯塔管理员制服留影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外国人的种族歧视本就相当厉害，他们自认和华人地位悬殊，但是花维路不仅没有任何歧视，反而与最底层的‘水上人’保持亲密关系，甚至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融入陆地社会。”王玮乐说，当时面对膨胀的人口，港英政府为了提供建造房子的土地，选择在避风塘、将军澳、柴湾等地方填海，让渔民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部分“水上人”想要转向陆上社会发展，却在就业、上学、住房等问题上遇到诸多困难。为了帮助这些“水上”朋友，花维路在1961年成立柴湾渔民娱乐会，团结当地的“水上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争取权益。花维路在帮助周边渔民小孩补习英语、数学之余，还自掏腰包为每户渔民的一个小孩提供教育资助。“所有‘水上人’写给政府的英文公函，都是花维路写的，包括孩子们的出生证明，也是他写的。”
香港“水上人” 黎永洪
之后，花维路更在多个地区成立了这样的非牟利渔民组织，协助渔民解决上岸及转业等问题，同时也供渔民娱乐活动之用。“在我们家族，如果有什么大喜事，花维路叔叔都是可以做主人家的。”生活在柴湾的“水上人”黎永洪回忆道，“他曾经介绍我去青洲灯塔做看守，还帮助其他年轻人去政府工作。我结婚时，结婚证书都是由他付款的。甚至后来小朋友出生，他都有买奶粉给我的子女。我真的不知怎样感激他。”
花维路与“水上人”合影
据花嘉诗回忆，父亲花维路与渔民犹如一家人，“虽然爸爸和‘水上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但我们从来没有任何抱怨。因为我们和‘水上人’就像是一家人，我们是爸爸的第一个家，渔民会是他第二个家”。日常花维路会参与“水上人”的各项事务，跟他们一起去探望他们的祖父母、拜祭祖先。每逢端午节，花维路更会和渔民一同“扒龙舟”。
花维路幼女 花嘉诗
花维路大女儿 花嘉莲
1976年，花维路创办香港最早的国际龙舟竞渡赛事，把渔民这项民俗运动带入了香港主流社会。他利用自己的身份，邀请了当时港英政府的高官来参加开幕式，也四处奔走为比赛拉资金。
慢慢地，在香港的外国人从参观龙舟，到观赏划龙舟，最后参与划龙舟……龙舟也逐渐从渔民的民俗运动变成体育赛事，跨越阶级成为社会普遍认可和参与的活动。许多社会精英分子也参与其中，与渔民同舟挥桨。
“他退休之后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举办龙舟比赛。”花懿露也早已接过爷爷的划桨，成为柴湾渔民龙舟队的一员。她说，“爷爷用水上话，以《苏武牧羊》的曲子填了一首《龙船歌》，来振奋士气。这首《龙船歌》也传唱至今。”
花维路孙女 花懿露
花懿露认为，花维路架起了一条“水上人”和陆上社会的沟通桥梁。为了缅怀花维路，柴湾渔民娱乐会每年将东区龙舟竞渡大赛中大龙邀请赛的冠军杯设立为“花维路渔民之父纪念杯”。“大家都希望将爷爷的精神和他身上的那种魄力传承下去。”她说。
花维路抱着他的长孙女
挖掘中国灯塔中的大智慧
“花维路守护的横澜岛灯塔为无数航船保驾护航，而他自己也是照亮人心的一座‘灯塔’。”来自台湾的景祥祜教授，曾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馆长，并于2015年发起了香港灯塔研究项目，致力于推动灯塔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该项目对香港的港口与灯塔进行研究，借此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参与古迹的研究与保育，自主学习、发掘文献，加深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香港文化的认识。他告诉记者，花维路的故事进一步坚定了团队继续发掘每一座灯塔背后传奇故事的信心。
来自台湾的景祥祜教授，曾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馆长，并于2015年发起了香港灯塔研究项目，致力于推动灯塔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研究。
作为繁荣逾百年的国际航运中心，香港的历史底蕴中不乏具有丰富价值的灯塔与导航标志。在这些历史遗产中，有五座灯塔因其独特的历史意义，被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定为法定古迹。这些灯塔包括鹤咀灯塔、旧青洲灯塔、新青洲灯塔、灯笼洲灯塔以及横澜岛灯塔，每一座都以其独有的风格矗立，曾经为无数航海者指引过前行的航道。
青洲灯塔
“香港是中国航海通道的重要中转站，香港的灯塔是中国海事历史中的重要见证。”王玮乐说，香港的灯塔从来都是中国灯塔发展规划的一部分。他在在一幅清朝海关出版的《通商各关沿海建置警船灯各地方总图》中发现，即便当时横澜岛灯塔已被英国强占，但这座灯塔依然被纳入这幅全国航海地图之中，从来没有离开中国的灯塔网络，是中国通过香港连结世界的一座非常重要的灯塔。
《通商各关沿海建置警船灯各地方总图》中显示，即便当时横澜岛灯塔已被英国强占，但这座灯塔依然被纳入这幅全国航海地图之中
王玮乐与灯塔的不解之缘，起初要追溯到台湾澎湖的西屿灯塔。这是一座始建于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的七级浮屠（佛塔），最高的一层装有玻璃和以花生油为燃料的灯，在黑夜里点灯，为来往该海域的船只导航。正是这座古老灯塔，开启了他对灯塔文化的探索之旅。
“我原本是读会计和法律的，在加入团队初期就要了解考古等学科的知识，有相当大的困难。”王玮乐说，由于西屿旧灯塔遗址早已被拆除，并在此基础上建了新的灯塔，景教授建议他从旧灯塔遗留的石碑入手，从古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
景祥祜与王玮乐在横澜岛灯塔
在深入研读了相关资料之后，王玮乐决定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来剖析西屿灯塔的运营管理。他未曾料到，这一探究竟让他发掘出一个“宝库”。王玮乐说，原来这个始建于1778年的中国灯塔采用的是当时公共事业中非常罕见的官督民办的模式，并且非常巧妙地将之与天后宫、屋舍盖在一起。他从史料中得知，为了维持灯塔的正常营运，募集燃料成本、灯塔管理员的生活费用等，当时的资金主要有两项，一是屋舍容纳往来旅客寄宿的房租，二是来自征收灯塔附近港口船舶的灯塔使用费。王玮乐还发现，西屿灯塔的管理运营甚至还出现了早期的期货概念，例如为了控制点灯用的花生油成本，一年一买，然后分12个月取用。“原来一直以为灯塔和市场经济都是舶来品，没想到我们老祖宗的聪明才智早已包含在这座古老的灯塔中。”
香港灯塔研究项目执行人王玮乐
此外，团队成员还利用现代技术，虚拟重建了西屿旧灯塔的立体模型，并在考古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文章。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对中国传统灯塔外型和构造的理解，也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照亮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之光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香港不仅自身拥有丰富的灯塔文化遗产，还与周边广东沿海城市的灯塔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这一历史航道上的关键导航系统。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景祥祜带领王玮乐等团队成员进一步探索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广东沿海城市的灯塔。
景祥祜与王玮乐在横澜岛灯塔
在广州市怀圣寺内，一座巍峨的白塔巍然耸立，它由坚固的砖石堆砌而成，人们称之为光塔。史籍记载，光塔不仅是呼礼塔，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灯塔。“以前从波斯或阿拉伯来贸易的商船，看到光塔，就知道到广州了。”景祥祜介绍说。
广州怀圣寺光塔
光塔从宋代就有“昼则悬旗，夜则举灯”的记载。灯塔是导航的重要设施，正如《南海百咏续编》指出的“夜则燃火，以导归帆。”此外，塔顶原有金鸡一具，可随风旋转以测风向。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述尤详：“顶上旧有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月，番人望海舶至，以五鼓登顶呼号，以祈风信。洪武间，金鸡为风所堕，乃易以风磨铜蒲卢。”
“如今人们理解的灯塔形状多受西方灯塔所影响，但实际上灯塔塔身可由各种建筑材料和形状构筑，只要高度适合灯光射程要求便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史籍都直接证明了光塔就是中国的一座灯塔，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船舶服务。”在怀圣寺内，景祥祜和王玮乐端详着墙上的一副古画说道，“怀圣寺坐落在城市的西边，昔日城外曾是汪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商贸往来需要经过广州，阿拉伯商人集聚广州，船只往来，建一灯塔指示方向是必须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珠江的航道发生了变迁，光塔的导航功能逐渐消失，但作为与海外贸易往来的历史见证，这座塔绝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活标本’。”
灯塔在中国的海岸线上矗立了千百年，他们守护航船的同时，也在不断吸收世界航海技术的精华。在广州，除了传统的光塔，还有融入了西方建筑风格的舢板洲灯塔。这座历经百年风雨的灯塔，是广州目前唯一仅存的、还在使用的近代航海灯塔。
舢板洲灯塔
舢板洲灯塔
舢舨洲位于珠江东莞虎门水道和伶仃洋交汇处，西距龙穴岛1.5海里，东侧是沙角，广州港主航道由此经过，其上游4海里处便是虎门要塞。可以说，它东扼广州主航道喇叭口，西望广州南沙新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向来有“龙穴之口，虎门之喉”的称谓。舢舨洲附近水域有众多险滩、暗礁，在东面1.3海里处有水深仅8米的大排暗礁，在东南方约1.9海里处有水深仅10米的三排暗礁，进出广州港的船舶必须依靠舢舨洲灯塔的指引。
建于1915年的舢舨洲灯塔，由法国设计师设计，这座乳白色的塔楼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白灯楼”。尽管岁月流转，这座老建筑依然坚固如初，门窗、铁板等部件都保持着最初的风貌。最初，舢舨洲灯塔使用的是电石头灯和电石雾泡，新中国成立后，更新为乙炔灯。随着时间的推进，灯塔陆续配备了雷达、风力发电机、电雾号、AIS等现代化设备，成为一个集视觉、声音、无线电导航功能于一体的特大型灯塔，全天候为过往船只提供导航提示，被誉为“珠江口夜明珠”。
灯塔下的航道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国际航道的关键节点。每天，约有4000艘船舶在此穿梭，年通行量高达150万艘次；周边港口的年货物吞吐量接近10亿吨，高速客船每天运行100多个航班，年均客运量超过2800万人次。对于航行者而言，抵达舢舨洲意味着已经到达了广州。
岁月如潮，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灯塔守护人黄灿明，已在孤岛上默默守护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今年将正式退休，卸下重任。
或许会有人说，看守灯塔只不过是开灯关灯、保养灯器等轻松活，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虽然舢舨洲灯塔在能源和照明设备上经历了现代化改造，但它已跨越了百年时光，维护起来不如新建成的灯塔那样便捷。要确保这座古老灯塔持续发出光芒，需要进行细致入微的日常工作，这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耐心与责任心的体现。黄灿明对待这份工作从未有过丝毫懈怠。
对于黄灿明来说，每天还有一项神圣的使命——升国旗。“舢舨洲虽小，每天却有各国船舶穿梭往来，而五星红旗关乎着国家形象。”黄灿明说。正是他对灯塔工作精益求精，连续多年确保舢舨洲灯塔正常率100%，为航海用户提供了优质可靠的导航服务。
王玮乐与舢板洲灯塔守护人黄灿明
常年的潮湿风吹，让黄灿明显得比同龄人苍老，皮肤也格外黝黑。他说，在岛上最难捱的就是孤独，但令他欣慰的是，她的妻子郭丽珍在舢舨洲陪伴了他18年，为他分担了不少生活的琐碎事。如今，黄灿明的儿子黄登科也成为黄家第四代航标工。“我以前和儿子说，从事航标工作要吃得苦，耐得住寂寞，出海也危险。儿子说你都不怕，我也更不会怕。”
在职业生涯中，黄灿明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交通部直属海事系统先进个人”以及“全国交通行业文明职工标兵”等崇高荣誉。2024年1月31日，他的名字荣登2023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在敬业奉献类别中被赞誉为“中国好人”。黄灿明与灯塔的不解之缘，见证了他守护着无数船只安全航行的岁月。在这一刻，仿佛灯塔的光芒也在向这位“灯守人”致敬，照亮了他一生的坚守与奉献。“今年年底，我就要退休了，心里还是放不下舢板洲的一草一木，这里就是我第二个家。”黄灿明的目光凝视着天边缓缓驶过的船影，眼中悄然泛起了一丝依依不舍的情愫。
“其实，包括我在内，团队内大部分成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什么大家愿意坚持做这个项目？因为灯塔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建筑本身及海上信标的功能，更因为它们是连接这片土地历史情怀与人文历史的纽带。”王玮乐告诉记者，从花维路到黄灿明，尽管时空和地域在变迁，但两位守灯人却因共同肩负的使命而紧密相连。他们的故事，如同灯塔的光芒，穿越了历史的长河，点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他渴望将这些灯塔的故事串联起来，让每个人在见到灯塔的瞬间，都能在那一刻被那永恒不灭的微光所触动，感受到它的温暖。
谈及未来，王玮乐表达了他的愿景，“香港有着‘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独特优势。因此，我们盼望借助灯塔，向世界展现大湾区这片土地深沉的历史根基和独具韵味的文化风情。更希望通过灯塔的力量，连接世界，讲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动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