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11月14日—15日，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利扎尔•苏克玛（Rizal Sukma）应邀出席北京大学第十届“北阁对话”年会，并以“印尼外交政策的方向及普拉博沃政府时期的中印尼关系”（The Directions of Indonesia’s Foreign Policy and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 under the Prabowo Administration）为题，在北京大学北阁发表了演讲。本文根据演讲记录整理而成， 经演讲者同意发表于此，未经本人审阅。
一、印尼外交政策遵循的四原则
2024年10月20日，印尼新任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Prabowo Subianto）宣誓就职。普拉博沃执政后，印尼的外交政策仍将坚持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第一，延续“自由且积极”的外交原则。当下在印尼国内关于“自由且积极”的内涵以及该原则的运用存在诸多争论。这一原则在表述上或许缺乏独特性，但它对印尼而言有着特定的含义。“自由且积极”这一原则诞生于冷战早期的背景之下，是印尼“国父”之一、曾任副总统的穆罕默德·哈达（Mohammad Hatta）设计的外交原则。印尼在1948年认为最好避免与美国或苏联等大国结盟。不过，这一原则并不等同于保持中立，而是意味着印尼应该能够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诉求做出政策选择并采取相应行动。正是基于特定的国家利益，在相应议题上印尼选择同一些大国保持紧密合作，但这并不代表印尼在大国竞争与对抗中“选边站”。历任印尼总统都声称坚持“自由且积极”的外交原则，并在这一框架内阐述具体的政策选择和行动。未来，这一原则仍将是印尼政府为某些外交政策路线辩护的有力支撑。
第二，印尼看待世界的方式亦不会发生改变，也即从历史的视角看待和理解世界。印尼有着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情结，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中，印尼已经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从最近印尼对以色列在加沙所作所为的反应，也不难发现印尼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情结。印尼和中国一道持续表达着对全球不公正的不满，希望改革世界秩序，建设更公正的、反映当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现实的国际秩序。当前的现实与1945年搭建的世界秩序之间已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也是印尼呼吁改革联合国和有关国际制度的原因所在。复杂的国际社会无法仅靠七国集团（G7）实现有效管理，七国集团必须同意其他国家的参与，并认可当今日益复杂的世界需要国家间的通力合作。
第三，印尼将继续视东南亚的地区架构、地区稳定和地区繁荣对自身至关重要。东盟创建于1967年，随着国际秩序的变化，如果希望继续保持其“中心性”，东盟将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改变、发挥特定的作用，推动以东盟为中心的相关机制的有效运行（如东盟峰会、东盟部长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尽管对东盟有一定程度的失望，但印尼对东盟的承诺和支持不会改变，因为无论对整个东南亚地区，还是对印尼而言，东盟都至关重要。20世纪60年代，印尼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东盟都有龃龉，但最终还是成功地维持了地区秩序维护者的国际形象。东盟最大的成就、也是最未得到充分肯定的成就，就是它使得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不再将战争作为解决东盟成员国之间争议的工具。当然，争议和分歧在东盟成员国间将持续存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认为战争可以解决问题，这也证明了东盟的效用。未来东盟将继续发挥自身的作用。
第四，印尼将持续重视多边主义。印尼并不热衷于建立所谓的小型多边主义或迷你多边主义，但乐于接受在多边机构内部基于“减X原则”（minus X principle）开展合作。也即在多边主义的框架内（如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并不一定等所有成员国就某一议题达成一致后，方可推动后续的具体进展。鉴于东盟面临着诸多挑战，东盟内部可适当考虑“减X原则”。在全球化退潮、美国退出多边主义机构的背景下，印尼应更多地关注地区经济合作，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迄今为止印尼最好的地区经济合作平台。此外，印尼应更多地关注东盟与中日韩（10+3）等机制。无论美国如何行事，印尼需继续把重点放在地区和机构合作上。
二、普拉博沃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新动向
普拉博沃政府的外交议程与之前的政府相比并无二致。不过，与佐科总统相比，普拉博沃总统更有兴趣致力于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积极发挥其本人的作用。这并不是说，佐科总统不关心外交政策，但他更关注于外交事务中的经济关系，其他方面的事务（特别是涉及东盟、南南合作等）一般则是由外交部长负责。当涉及对外经济关系时，佐科总统一般会亲自参与相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可以肯定的是，在普拉博沃总统执政期间，印尼将更加积极和自信。普拉博沃非常渴望让印尼在应对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在参加过喀山金砖国家峰会后，印尼外交部长苏吉约诺发表声明表示，印尼今后将在每个国际机制和国际论坛中保持活跃和积极。无论这种活跃和积极如何呈现，印尼的外交政策将继续围绕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议程展开，这是印尼的当务之急。
和佐科总统一样，普拉博沃总统也是基于民众强有力的支持和热切期盼当选的，印尼民众期待新总统推动经济发展，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这也是他参加总统竞选以来提出的关键承诺。不过普拉博沃的经济议程将不同于佐科。如果说佐科被称为（印尼）“基础设施发展之父”的话，普拉博沃可能会被后人铭记为（印尼）“人力资本发展之父”，因为他一直关注印尼人力资本的发展，包括改革教育，实行免费营养餐项目等。这些将是普拉博沃在未来五年内的关键议程。印尼还需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投资。由于去工业化的影响，诸多印尼工厂关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面临失业，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人群不断萎缩，高失业率将不利于印尼的社会稳定。扩大对采矿业、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将有助于应对失业（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的问题。坦率地讲，印尼需要说服中国扩大并深化在印尼的投资，以应对失业带来的挑战。
对于印尼在国际社会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有些观点认为，印尼需要在全球层面、在解决国际冲突中发挥更大作用。但这未必符合印尼的实际需要。印尼应该将自己定义为亚太地区或印太地区的大国，有选择地参与全球事务，关注那些与印尼民众息息相关的全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健康等。裁军和军备控制等议题可能不是印尼民众现在真正关注的焦点。我本人亦不希望印尼未来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三、普拉博沃政府时期印尼与中国的关系
普拉博沃在竞选中的口号是“一千个朋友太少，一个敌人太多”。他将在很多方面继续佐科的政策，甚至进一步向前推进，特别是在与中国合作方面。
印尼是东南亚地区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自1950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经历了起起落落。2005年中印尼签署全面伙伴关系文件，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两国关系一直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已成为印尼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外国投资来源国（位居新加坡之后）。为了确保未来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发展，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印尼缺少深入研究中国的专家，我们不仅需要熟悉特定领域（如金融、投资）的中国问题专家，也需要全面了解中国的通才。印尼需要有能力阅读中文一手资料，跟踪中国政策动态和相关研究的专业人员，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向决策者更好地提供政策建议。
其次，中印尼双方需要更多的场合和机会向对方介绍本国的当代发展情况。印尼与澳大利亚之间有这样的交流项目。从1988年开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印尼项目组每年举行名为“印尼更新”（Indonesia Updates）的论坛，与会人员提交关于印尼的论文并进行交流对话。中国和印尼之间也需要更多这样的对话平台，彼此之间及时交流沟通本国的发展近况，以更好地理解对方。
第三，我们都应该认识到，两国之间不可能没有任何挑战和问题。重要的不是如何根除问题，而是如何在问题出现时建立相应的解决机制，中国和印尼之间即需要这样的机制。同样，也不应该让某一个议题影响到双边关系的整体。中印尼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将不同议题进行适当的区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很关键，这样可以让两国在富有成效的领域深入推进合作，在两国学术界、机构及官员之间创造更多交流和理解的渠道。
第四，印尼和中国需更积极地携手解决地区问题。地区的未来实际是由我们自己来把握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东盟与中日韩（10+3）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的原因。确保本地区稳定和繁荣的主体是东盟及中日韩三国，我们有责任独立自主地与其他国家发展外交关系，而不是基于中美关系的好坏或美国的视角来框定或看待这些关系。
最后分享一个最近就外交事务面向印尼民众进行的调查，调查结果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印尼人对世界的看法。其一，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中美两国是本地区的“问题”，这反映了印尼对大国总是持有怀疑的态度。其二，对于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印尼精英与民众的态度存在差异。民众并不关心商品来自哪里，只要价格合理且可以承受即可；而超过半数的精英担心中印尼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其三，关于在中美之间选择的问题。52%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中国，而48%的被调查对象选择美国，这反映了美国正在印尼民众和精英中丧失可靠性，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损害了其在印尼的国家形象。美国一方面要求印尼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却在破坏这一秩序。这也是印尼和中国一致呼吁建立多极体系的原因。
（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公众号，崔志楠、赵书韫 翻译整理， 于铁军 校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