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历史学博士、《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编辑、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被毛泽东称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陈嘉庚爱国兴学的光辉事迹，以“忠公、诚毅、勤俭、创新”为核心的嘉庚精神，激励着无数后人。本文介绍陈嘉庚在日常生活中的勤劳自强、简朴自律、刚正不阿、守信重义、开拓创新等优秀品质，以展现先生高尚的情操与风范，传万代而共仰。
克勤耐劳，自强不息，展现了陈嘉庚作为劳动人民的本色。陈嘉庚出生在华侨家庭，母亲孙氏出身农村，克勤克俭。童年的陈嘉庚，喜爱劳作，七八岁就成了母亲的好帮手。陈嘉庚9岁进入私塾读书，十分用功，读过的书都滚瓜烂熟。虽身居渔村，却掌握了丰富的知识，锻炼出强健的体魄。
1890年，陈嘉庚到新加坡帮助父亲经营商行，他不论接手什么工作，都极端认真，勤做勤学，19岁开始担任顺安号经理，掌管米业及全部财项，“掌业年余，增值财产数万金”。1927年，陈嘉庚的企业达到高峰，分行有80家、工厂多达二三十家。陈嘉庚对各地情况了如指掌，一问便知。他每天清晨到车间检查和指示，八九点到总公司听取汇报处理问题，对各分行常做重要指示。成为了富翁，陈嘉庚仍旧保持着勤劳的本色，过着有规律的生活。陈嘉庚每天早上5点30分起身，做甩手运动15分钟，6点整洗温水澡。6点30分吃早餐，6点45分坐车离家，7点整抵达制造厂，进入办事处，巡视工厂各生产部门。中午12点，召开讨论会，下午到谦益总行处理其他业务，夜间12点返家休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沦陷，在爪哇岛避难期间，陈嘉庚生活也同样极有规律。他作息定时，早睡早起，醒后先在床上做柔软操，起床后用热水摩擦全身，然后散步一个钟头。避居东爪哇期间，陈嘉庚还写了《南侨回忆录》这本巨著，30余万字仅花13个月就脱稿写成。二战结束后，陈嘉庚返回新加坡，一直住在怡和轩内，但凡办公或接见宾客，都在该处楼上进行，70多岁的老人，不时工作到深夜。报社有要事相商，也常在那里请教他。陈嘉庚好学不倦，工作之余以读书为消遣。
1950年回国以后，为厦大和集美两校扩建校舍，陈嘉庚亲自过问，连用什么料，怎样雕刻的技术问题也不放过，群众称他为“超级总工程师”。年近八旬的老人，每天戴着毡帽，拿着手杖，后面跟着建筑工程师、施工负责人、木匠、石匠等，步行数华里巡视、检查、指挥。他每天要到集美学校的建筑工地或校园巡视，走上好几里路。他还定期到厦大工地督促检查，从1951年到1954年，由他筹捐经费、设计、监督施工的厦大建筑面积共62600平方米。集美学校扩建了16万平方米校舍，是解放前校舍总面积的3倍之多。
1956年，80多岁高龄的陈嘉庚提倡创办厦门华侨博物院。建馆期间，他每周都从集美赶到工地巡视，对每项工作一一加以指导，考虑得十分具体周到。他还时常写信详细交代应该注意的事项。1959年博物院筹办就绪，准备开放，陈嘉庚到院检查指导，讨论经济管理及文物收集陈列等有关事宜。1959年5月，博物院举行开幕典礼，陈先生已经86岁，右眼已失明，他亲自主持剪彩并举行座谈会。会后，他亲自带领来宾参观介绍，从1楼走到4楼没有歇过脚，神采奕奕。
陈嘉庚简朴自律，公而忘私的品行为世人称道。年少之时，陈嘉庚就“守职勤俭，未尝枉费一文钱”。后来他富甲一方，还成为国家领导人，但他从不大吃大喝，更不抽烟喝酒，粗茶淡饭伴随一生，始终保持俭朴廉洁的生活作风。
1919年，陈嘉庚回国倡办厦门大学期间，发现少数集美师生常常到厦门市去消费，就在秋季开学式上演讲时进行教育批评。1923年，陈嘉庚天命之年，叶渊校长发动集美学校师生捐款，建造一座“介眉亭”为陈嘉庚祝寿。陈嘉庚先后发出两封信函，表示反对并进行了严肃批评。
作为华侨大实业家，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家庭布置相当简朴。他的住家是普通平房，陈设极为朴素，全部家具与平常人家所用无异，一点豪华的东西也看不到。家里虽然有两部小汽车，儿子陈厥祥每天到城里上学去挤公共汽车。据儿子陈国庆回忆，陈嘉庚平日身上的现款不超过五元。他从来不在外头乱花一分钱，连怡和轩附近的菜馆和咖啡店，他都未曾光顾过。他比较年轻的时候，有几年晚饭后偶然会带妻儿海边游玩，回家的路上顺便吃一杯冰激凌，这算是在外头最奢侈的花费了。他一生只看过一部电影，是在新加坡首都戏院看的，那是一部为筹赈会义演的片子。他一生只带妻儿到新世界看过一次拳击比赛。
1940年3月，陈嘉庚回祖国慰劳视察，在重庆停留40多天，重庆国民政府为了招待他们，花费5万银元新布置三座平屋，还准备了8万银元的招待费。陈嘉庚第二天他就在各日报刊登《启示》：“愿实践新生活节约条件，在抗战艰难困苦时期，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发出了“罢宴”声明。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嘉庚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考察。考察东北时，一位工作人员特别为接待他准备了香烟，他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考察之后，陈嘉庚在全国政协会议提了七项提案，其中一项就是禁止给干部配给香烟。1950年5月，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带回来的两只旧皮箱，一只皮箱的把手皮带断了，他就结上麻绳代替，另一只皮箱的盖皮裂了，他依然继续使用。1955年10月，陈嘉庚视察到新疆，添置了一床黑貂皮被子和衣服，随行人员代买一只皮箱装用。过后，当他得知买这只皮箱花款50元后，内疚说不该浪费，买这么贵的好皮箱。陈嘉庚有一条蚊帐是抗战胜利时使用的，先后用了十多年，一补再补，补了几个大补丁；一件黑色棉背心，抗战期间就穿，回国后棉絮已露了出来，还舍不得丢掉。
解放后，陈嘉庚回国定居福建同安集美，当时他已是77岁高龄。他在集美本来有一座私人住宅，但抗日战争期间被敌机炸毁。抗战胜利后，他把大批汇款从南洋寄回集美修复校舍，并不考虑修复私宅。回国后，有好几年他都是住在集美学校董事会的旧房子里。1955年故居修复以后，陈嘉庚又把它借给集美镇委会使用，自己仍然住在旧房里。直至1958年，陈嘉庚生病，需要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他才搬进故居。故居陈设简单，小客厅仅摆设了一张古式长形桌和几张靠背椅。卧室设备也很简单：一张老式三堵木床，床上挂着用了多年、打了许多补丁的蚊帐，床边一件木茶几，上面放着热水瓶、烛台，还有两个木制玻璃书橱，这些全是从学校委员会借来使用的。
陈嘉庚回国参与国事活动，每月可领390元工资，加上地区补贴共计539.8元。当时扩建集美学村急需用钱，他规定自己的伙食费每月15元，把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作为建校费用。他安排早餐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午餐、晚餐地瓜稀饭，下饭的菜一般是青菜、豆类、小鱼小虾等。他不大吃鸡鸭鱼肉，不抽烟，也不喝酒。有一回，炊事员考虑他年高体弱，又终日操劳，需要补养，不经请示就替他买了一只鸡做菜，陈嘉庚知道后严肃地批评炊事员自作主张。他接访各级首长和海外宾客时，从来不摆宴席大吃大喝，而是以家乡的土特产烹调菜肴来招待。
陈嘉庚为了反对铺张浪费，不喜欢人家给他祝寿。在国内，虽然已经达到80以上的高龄，仍然不要人家给他祝寿。陈嘉庚自奉甚俭，对子女同样严格要求。1958年，他的一个孩子从新加坡回来看望他，由于他突然生病住院，孩子随侍左右，误了归期。事后，为了赶回新加坡，拟用小卧车直赴广州，他不同意，要他孩子乘火车到鹰潭再转赴广州。他的一个孙儿回国探望，留在他身边上学，他规定在学习期间每月补贴学费30元，直至停学为止。陈嘉庚共有九子八女，他虽家财万贯，但一生服务社会，并未将财产留给子女。他写过三次遗嘱，始终坚持将存款全部捐给集美学校。
陈嘉庚生活俭朴的同时，却将大量财富回馈给社会。他一生创办及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陈嘉庚一生办学支出的经费, 以1980年国际汇市比率计算,相当于1亿多美元。如果加上他创办的集友银行的红利和经他筹募的办学经费,则数字更加惊人。“该用的钱，千万百万都得用，不该用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这是他一生用钱的原则。
陈嘉庚的一生，突出地表现了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品格。陈嘉庚曾说：“无论个人、社会、国家、事业的发展，全赖‘忠诚信义’四字。”陈嘉庚的一生是践履诚信美德的典范。在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先生路过新加坡，请陈嘉庚给他筹款，陈嘉庚一答应给他筹5万元，不久就如数汇去。
陈嘉庚“替父还债”的举动，更是在华侨社会传为美谈。1903 年，陈嘉庚父亲的企业因经营不善破产，负下债款 20 余万元。债主们天天上门讨债，陈嘉庚变卖了所有家产还债，最后还是欠下了印度债主哈利20万元巨款无法偿还。按当时新加坡的法律和习惯，父亲死亡或破产，儿子不必承担债务。但陈嘉庚他却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召集债权人宣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1907年冬，他与债主达成协议，最终以折还 9 万元了结债务。当时全部家当只有十几万元的陈嘉庚，一下子拿出 9 万元代还父债，成为当时华侨社会的一大新闻。
年轻时期，陈嘉庚在雇人干活时，总会给每个工人发放一块铜牌，并且向他们保证，不管将来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拿着这块铜牌来，他将倾尽全力给予帮助。1921年，14岁的郭金荣迫于生计，来到建设中的厦门大学打工，后来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被陈嘉庚提拔做了一个小文书。厦门大学竣工之后，陈嘉庚给每个参与建造的工人都发了一个小铜牌，并告诉他们，若是日后有困难，可以凭这块铜牌来向他寻求帮助。转眼三四年过去，郭金荣先生惊闻父亲于印尼逝世，便坐船赶去料理丧事。谁知船停在马来西亚便不再前行，无力购买船票的郭金荣在走投无路之时，想起了陈嘉庚赠与的铜牌和承诺，找到陈嘉庚恳求帮助。陈嘉庚看见铜牌，立即购买了从马来西亚启程的船票，送郭金荣先生到了印尼。
1956年10月，星马工商贸易考察团里的一些乡亲回到集美，陈嘉庚请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家里一起吃地瓜稀饭，并叮嘱身边的总务叶祖彬多做一些饭。结果叶祖彬忘了通知，让客人们饿了肚子。尽管事情不大，陈嘉庚却认为叶祖彬在这件事上对他失了信，同时也让他失信于客人，他要求叶祖彬写出检讨，并给予停薪一个月的处罚。这体现出他奖罚分明的性格。
1958年，集美各校要筹办农场，但校区土地有限，学校有人建议把几年前赠给农业厅的天马农场的大片土地收回一部分。张其华认为有道理，便请示陈嘉庚，结果受到陈嘉庚的严厉批评。他说已经赠送给别人的东西又要讨回，出尔反尔，是不诚实之举，并责怪张其华没有当场批评学校的这种错误主张，还要照搬来提什么建议。
在改造社会方面，陈嘉庚提倡移风易俗，反对封建陋习，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主张，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避难爪哇期间，陈嘉庚写了《住屋与卫生》，并于1945年和1948年两次印刷，寄赠国内各省市，希望国内民众“知疾病健康以及寿命长短，与住屋卫生有密切之关系。共同注意，致力改善”。1948年，他写了《民俗非论集》一文，认为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是“事关祖国兴替的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他尖锐批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恶习陋俗，主张改革陋俗，树立良好社会风气。
陈嘉庚先生的道德勇气与高尚情操，赢得了海内外各民族的广泛赞颂。陈嘉庚精神已跨越了国界，超脱了政治范畴，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