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1987年过世。直到1989年，位于昆明西山森林公园内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落成时，我才隐约知道父亲是一名南侨机工。2000年，我和几位南侨机工重走滇缅公路，才真正触碰这段历史，重新认识父亲。”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在接受中国侨网华人故事专访时如是说。
陈达娅的父亲陈昭藻1900年生于海南，16岁到新加坡，1939年从南洋归来，是南侨机工中的一员。报名南侨机工时，39岁的陈昭藻担心落选，把年龄改成34岁。回国前，陈昭藻的前妻已病故，留下不满10岁的女儿。他买了船票把女儿寄养在海南，从此再没相见。
“父亲一度让我压抑”
抗战结束后，陈昭藻留在昆明，后结识陈达娅的母亲，定居云南。1952年，陈昭藻到云南垦殖局工作。后一年，由于工作的需要，陈昭藻被调入云南森林工业局江边分局，与家人相隔数百公里。在这期间，陈达娅的母亲生下她的姐姐。
“父亲很少回家，他工作后第十年回家探亲，才有了我的出生。那时单位想送父亲去疗养，父亲说‘我身体好好的，怎么能去浪费国家的钱？’”
由于父亲常年在林区工作，陈达娅4岁前，并不知道父亲的样子。陈达娅回忆，有次，姐姐背上她，从昆明乘火车，沿途又几次站在路边招手搭车，到达云南省曲靖市罗平的林业局车队。
父亲看到她们，又喜又惊，问她们如何来的？姐姐大声说，只要看到写有林业字样的车就招手。提起父亲的名字，每个人都知道，并说一句“老华侨”。那时起，身着劳动帆布工作服的父亲形象就留在陈达娅模糊的记忆中。
后来，陈昭藻调入昆明近郊的林业单位工作。“工作离家近了，但他依然很忙，早出晚归。75岁退休后，他去做技术指导，工作到近80岁。母亲说，他大概每个月有40元(人民币)的家庭补贴，直至我和弟弟分别高中毕业才停止工作。”
陈达娅与父亲相差62岁，她很少与父亲交流。直至父亲去世，陈达娅都不知道父亲是一名南侨机工。
在陈达娅的记忆中，父亲是习惯身着帆布工作服的老者，这与大众印象中父亲的面貌并不相符。陈达娅回忆：“小学开家长会时，看到同学的父亲年轻又充满活力，再看看自己的父亲，心里就不是滋味。后来我结婚时，父亲已80多岁，只能躺在病床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为此感到压抑和自卑。”
“幼儿园时，我的衣裙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母亲说那是新加坡的姑母寄过来的。当我再问新加坡是什么地方时，母亲只说，很远很远，隔着山隔着水。”这以后，陈达娅知道父亲是从新加坡回来的，但并不知道怎么来的。
“时至今日，我最难过的是，我与父亲竟没有对他作为南侨机工的经历进行过半个字的交流。过去，对父亲以及南侨机工这个群体，我有诸多不理解。”陈达娅说。
“档案中的父亲让我兴奋、自豪”
毕业后，陈达娅进入昆明的一家医院药房工作，陈昭藻在此间去世。
2000年10月，陈达娅作为南侨机工后人代表参加“南侨机工重走滇缅公路”活动。当队伍行至横跨怒江的惠通桥边，同行的老机工悲壮呼喊：“战友们，我们来看你们了。”陈达娅意识到：无论是印象中沉默的父亲，还是南侨机工这个群体，自己都需要重新了解，此时，距陈昭藻去世已有13年。
此后，陈达娅一直没有停下找寻父辈的足迹。2004年起，陈达娅把工作之余的时间泡在云南省档案馆里。她阅读历史档案，阅读有关南侨机工的书籍，收集整理南侨机工史料。
那时资料还没有电子化，去档案馆时，陈达娅先借出一小推车的资料，然后把内容进行摘录，回家后再把内容整理成册。
几年间，经陈达娅整理、手写的册子有10余本。2006年，她与另一位南侨机工后人一同编写书籍《再会吧 南洋》，引起各方对南侨机工档案的开发。2011年，陈达娅自费出版《南洋1939》，大量关于南侨机工的图文档案再次引起各界关注。
查阅史料时，陈达娅意外发现了父亲的档案。“档案上有父亲的名字，还附了照片。照片里的父亲，身着笔挺西装，系着精致领带，年轻帅气。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本该陪伴我成长的、与我年龄相称的父亲形象，心里满是兴奋与自豪。”
通过档案，陈达娅重新认识了父亲，也走进南侨机工的历史。她介绍，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
这名收入颇丰的工程师就是出生于海南万宁的王文松。与他随行的十余名同伴中，就有陈达娅的父亲。
1939年，陈嘉庚发出“南侨总会第六号公告”，号召南洋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中国参加抗战。先后9批共3200多人放弃优越生活，告别父母妻儿，回国支援抗战。陈达娅的父亲陈昭藻是第二批回国的南侨机工。
资料显示，从1939年到1942年，滇缅公路向中国各抗日战场输送约50万吨军需物资、15000余辆汽车，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陈达娅发现，此前部分资料中写的，牺牲南侨机工占总数三分之一，复员回南洋机工占三分之一，这个数据并不准确。
她指出，三分之一回到南洋是连着家属眷属，南侨机工在国内整整是七年的时间，从1939年到1946年复员，七年的时间有成家的，就有一部分机工复员的时候带了眷属回去。南侨机工牺牲近1800人，滇缅公路平均每公里就有两名南侨机工长眠于泥土中。
“老华侨让我替父亲多吃点”
“高黎贡山云雾绕，澜沧江险波涛涛，怒江天堑运输线，崎岖艰险抗战路……”
这是由陈达娅创作的大型交响组歌《南侨颂》中的歌词，《南侨颂》中的故事均源于南侨机工的档案、信件及历史资料，记录着南洋华侨朴素的家国情怀。
2014年9月3日，中国以立法的形式确定第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之际，《南侨颂》在云南首演。
首演前，陈达娅面临巨大压力。“从演员到创作，再到服装、场地、机位，演一台节目需要付出太多。有次在家吃完饭，我控制不住情绪哭起来。女儿鼓励我说，她已长大成人，家里的积蓄我拿去做想做的事就好。”
陈达娅介绍，在参与《南侨颂》表演的70余人中，无一人是专业演员，他们都是志愿者，其中既有南侨机工后人，也有被南侨机工故事所打动的人。每个人都希望让南侨机工的故事唱得开、留得下、传得广。
十余年间，《南侨颂》在海南、福建、广西等地巡演，并前往马来西亚演出。
在马来西亚，一些年事已高的南侨机工由家人用轮椅推着来看演出，他们不能完全听懂每个故事，却依然激动不已。当地华文媒体称，《南侨颂》用歌声让英雄找到回家路，陈达娅看完，流泪许久。
2009年，陈达娅巡回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多个地区，做了10场“南侨机工历史追忆”报告会。“有次在新加坡用餐时，几位老华侨特地过来给我夹菜，他们说父亲是海南人，这些家乡菜都是父亲生前爱吃的，让我替他多吃点。”她回忆道。
有次到新加坡拜访华社，陈达娅看到一本陈旧的《新加坡琼崖陈氏公会特刊》，上面记录了从1935年到1985年新加坡琼崖陈氏公会走过的历程。在创会人及一届，二届理事暨委员姓名中，陈达娅发现了大伯陈昭芹、父亲陈昭藻名字。
“父亲与伯父从来就热衷于乡亲族群生存发展，筹资，建会，关照族群。自此，我知道，父亲成为南侨机工并不是偶然，更不是一时热血。他和所有的南侨机工一样，是厚植于他们心里的家乡故土。”她说。
谈及此处，陈达娅再次感慨，父亲是幸运的，她的大伯在1942年新加坡沦陷时被日军残害致死。
“父亲曾说，花开自然香”
2020年，对陈达娅来说是收获的一年。这一年，她所编著的《南洋请听我说》出版，她创建起云南南侨机工合唱团暨云南省文旅厅文化志愿者团队，开起滇缅公路体验馆，还迎来南侨机工故事的新倾听者——她的外孙。
在《南洋请听我说》中，陈达娅记录了抗战爆发后，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的壮举。她以父亲陈昭藻回国做机工，为抗战出力为经线，以母亲及一家人在国内的艰难生活，以其他机工的艰难付出和窘迫生活为纬线，重现了民族危难之时的现实场景。
此外，书中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文献，这些材料丰富，分类清晰，加有大量的人物照片、证明材料，为进一步研究南洋机工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
陈达娅直言，在自己成长过程中，有很重的心理阴影。这些年，她揭开自己尘封的记忆，触摸到父辈这一群曾被历史淹没的群体，当走进、找寻这些记忆，还原历史、还原父辈的家国情怀时，自己内心的残缺也得到填补。
在陈达娅看来，南侨机工的最大的特点是默默奉献，甘于平淡。她说，自己的弟弟是刑侦专家，曾破获很多重案、要案，他退休时，有人问他，立下这么多功劳，单位有没有给他特殊待遇。弟弟随口说出：“父亲说过，做人做事，花开自然香。”
2022年10月29日，最后一名南侨机工蒋印生离世而去，有人说世间再无南侨机工，陈达娅却说，只要留住南侨机工的精神，他们便不曾离去。
当下，已过耳顺之年的陈达娅依然忙着讲述南侨机工故事。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她邀请了五位画家，在滇缅公路采风创作，准备举行“赤子丹心 南侨机工绘画艺术展”。此外，情景组歌《南侨颂》也在滇缅公路体验馆上演，她将再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讲述南侨机工历史……
再次谈及父亲时，陈达娅说，“虽与父亲阴阳相隔30余年，可我对父亲的了解却随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
稿件来源：中国侨网微信公众号；ID：qiaowangzhongguo；记者：徐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