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社心深切怀念半世纪前在印刷职工会，与工友共患难、共成长的日子。 （特约李姿仪摄）

新加坡庆祝建国60年之际，91岁的郑社心翻开与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同框照片，思绪随即回到当年在印刷职工会与工友共进退的峥嵘岁月。

1930年代日军侵占中国，郑社心的父亲郑潮炯在南洋各地组织义卖筹款活动，甚至卖子救国。郑潮炯为五个儿子取名社群、社心、社明、社义和社立。二儿子郑社心不负父亲希望孩子为社会奉献的期许，活跃于印刷职工会，也在冈州会馆服务30多年。

在多家印刷厂服务逾25年

郑社心193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沙巴，后随家人落户新加坡。13岁时，他在父亲朋友介绍下到印刷厂当学徒，一个月工资20元。两年后他跳槽，月薪涨至80元。再过两年，郑社心到马国彭亨州关丹的印刷厂工作，他告诉《联合早报》：“在那里感觉很凄凉，家人和朋友都不在身边。虽然每个月可赚120元，做了两年后我决定回到新加坡。”

他之后在《南洋商报》印刷部门工作多年，1960年代转职到政府印刷局工厂。60年前新马分家关键时刻，政府印刷局负责印制特别宪报。郑社心还记得1965年8月8日晚上，他和部分员工留在工厂里，直到宣读《新加坡独立宣言》后才能回家。

1973年政府印刷局改组，私有化为新加坡国家印刷有限公司。郑社心转做其他行业，与兄弟在大巴窑5巷合开文具店，至此告别印刷行业。

新加坡印刷业职工联合总会在新世界游艺场附近的会所。（受访者提供）

代表劳方跟资方谈判

在《南洋商报》印刷厂工作期间，郑社心跟随朋友加入中华印刷业工会（前身是印务益群社），当时会员有两三百人。他住在牛车水，一周有三四次晚餐后就到厄士金路（Erskine Road）会所。印刷工友多为广东人，大家以粤语交谈，也练唱粤曲，还组乒乓队和口琴队。他说：“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我会请教会所里其他工友，也跟他们学习印刷知识和技巧。”

郑社心在工会非常活跃，后来受委为劳资部副主任，代表劳方跟资方谈判协商。例如一家只有四五名工人的印刷厂，老板拒绝加薪，他就代表工会去协商；如果谈不拢，只能搬出条例向老板施压。

1959年中华印刷业工会更名为新加坡印刷业职工联合总会，郑社心逐步晋升至副主席。总会在高峰期的会员达800人，劳资谈判工作繁多，交由受薪秘书处理。他负责其他事务，如带领工友参加公文培训课程，以及参观和出游。

郑社心（第二排右一）和新加坡印刷业职工联合总会代表，1961年参与第一届新加坡邦庆。（受访者提供）

1965年转到政府印刷局工厂后，由于身份比较敏感，郑社心辞去副主席职务，不再到总会活动。新加坡印刷业职工联合总会于1991年走入历史。

新加坡印刷业职工联合总会1964、1966和1968年出版的纪念特刊，郑社心保留至今。（特约李姿仪摄）

虽然离开印刷行业60年，郑社心仍与当年的工友保持联系。退休后他每年8月9日会在家中组织聚会，一度多达40人参加。随着大家年龄渐长，行动不便或离世，持续了20多年的聚会才取消。现在他经常与三四名前工友在咖啡店碰面。参加职工会的另一收获，是认识了当时担任印刷车司机的太太，组织美满家庭。

时任总理李光耀出席新加坡印刷厂商暨工会代表大会，郑社心（右）作为劳方代表，跟随在后。（受访者提供）

在职工会接触李光耀

在新加坡独立之前，工会是民间反殖民地主义的强大力量，新加坡印刷业职工联合总会也加入行列。因此总会和第一代政治领袖关系密切，李光耀在1959年出任总理之前是总会法律顾问。

1965年4月新加坡印刷厂商暨工会代表大会，郑社心（左四）代表劳方向时任总理李光耀（左五）传达民声，打领带的皆是资方。（受访者提供）

郑社心很佩服李光耀，他忆述：“他不只是听身边的人报告，也会实地考察。他在巴刹会见民众，或到总会跟工友谈话，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很清楚周边发生什么事。他很有魄力，讲到做到。”

李光耀担任总会顾问期间，总会每年会送两瓶啤酒给他。李光耀出任总理后，由郑社心负责送啤酒到李家，但李光耀避嫌拒收，嘱咐送到办公室。郑社心曾两次在欧思礼路38号与李光耀见面，看到媒体上发布的李家故居照片，熟悉感涌上心头。

郑社心翻阅新加坡印刷业职工联合总会的纪念特刊，往昔情景浮现眼前。（特约李姿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