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讯 印尼纺织业协会（API）与印尼长丝纤维纱线生产商协会（APSyFI）近日联合发声，指出无品牌纺织品充斥印尼国内市场的现象自新冠疫情期间出现后，至今仍未得到缓解。这些低价无牌商品主要来源于中国、越南、印度及马来西亚，其中中国与越南因遭遇美国贸易壁垒导致纺织品库存积压，转而通过吉隆坡、新加坡等中转港规避印尼海关监管，经批发及非法渠道流入，部分商品入境后违规加贴标签销售，严重违反印尼标签法规，对本土纺织产业造成冲击。
疫情后库存品持续涌入，中越为主要供应方
印尼纺织业协会（API）执行董事在行业研讨会上披露，无品牌纺织品在印尼市场的泛滥并非短期问题，自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纺织品贸易格局调整，此类商品便开始持续流入印尼。“疫情初期部分国家纺织出口受阻，大量无品牌产品无法按原计划销往欧美，转而瞄准监管相对宽松的东南亚市场，印尼成为主要目的地之一，这一趋势至今仍在延续。”
从来源国来看，中国与越南作为全球最大的两大纺织品生产国，是印尼无品牌纺织品的核心供应方。API 执行董事解释，近年来美国对中越纺织品加征关税、设置贸易壁垒，导致两国纺织企业出现大量库存积压，“为消化库存，这些企业选择将无品牌产品低价销往印尼，既规避了欧美市场的贸易限制，又能快速回笼资金”。此外，印度与马来西亚的无品牌纺织品也占据一定份额，其中印度以服装为主，中国产品则涵盖服装、鞋包、床单等多个品类，覆盖日常纺织消费的主要领域。
APSyFI（印尼长丝纤维纱线生产商协会）主席补充，从市场调研数据来看，无品牌纺织品在印尼低端纺织市场的占比已达 30% 以上，尤其在雅加达、万隆、泗水等大城市的批发市场及街边商铺中，此类商品随处可见，“价格比本土正规品牌低 20%-50%，对注重性价比的消费者吸引力较大，直接挤压了本土中小纺织企业的生存空间”。
流入渠道：中转港规避监管，非法与批发渠道并行
API 与 APSyFI 均指出，无品牌纺织品流入印尼的关键路径是 “借道中转港规避海关监管”。具体而言，这些商品并非直接从生产国运往印尼，而是先运至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等港口，在中转过程中更换货运单据、模糊原产地信息，再以 “普通货物” 或 “样品” 名义申报入境，以此绕过印尼针对纺织品的专项监管与关税审查。
“吉隆坡和新加坡作为区域物流枢纽，货运流量大、通关流程复杂，部分无品牌纺织品借此‘混关’入境，印尼海关难以逐一核查每批货物的真实属性，给了非法流入可乘之机。”API 执行董事举例，今年上半年，印尼海关在丹戎不碌港查获一批从新加坡中转入境的无品牌服装，共 2.3 万件，单据申报为 “塑料日用品”，实际均为未标注原产地与合规标签的中国产 T 恤、裤子，最终依法予以没收。
除非法中转外，正规批发渠道也成为无品牌纺织品流通的重要途径。部分印尼本地批发商为追求高利润，从境外供应商处批量采购无品牌纺织品，再分销至各地零售商。这些批发商往往以 “非正规报关” 方式降低成本，甚至与货运代理勾结，进一步弱化监管审查。APSyFI 主席透露，“我们调研发现，雅加达 Tanah Abang 批发市场中，约 40% 的低端纺织品批发商存在销售此类无品牌商品的情况，部分商家甚至明知道商品来源不合规，仍持续进货”。
加贴标签避法规，关税漏洞成诱因
APSyFI 主席重点指出，无品牌纺织品流入印尼后，还存在明显的违规操作 —— 入境后加贴本地标签和图案，以此伪装成 “印尼本土产品” 或 “合规进口商品”，实则违反《印尼纺织品标签法规》。该法规要求，进口纺织品需清晰标注原产地、成分、洗涤说明等信息，且标签语言需包含印尼语，而这些无品牌商品加贴的标签多为 “临时印制、信息不全”，甚至存在原产地造假的情况。
“中国产的床单入境时无任何标签，批发商在雅加达仓库中临时加印‘印尼本地制造’的标签后对外销售；印度产服装则只贴成分标签，刻意隐瞒原产地，这些行为均不符合印尼法规。”APSyFI 主席强调，此类操作的核心目的有二：一是规避 “进口纺织品需符合标签规范” 的监管要求，避免因标签不合规被查处；二是隐藏 “进口” 属性，降低消费者对 “低价无牌” 的顾虑，同时规避较高的进口关税。
据了解，印尼对进口纺织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为 10%-25%，且需满足严格的检验检疫标准，而无品牌纺织品通过 “中转避关 + 违规贴标” 的方式，可大幅降低关税成本与合规成本，进而以低价抢占市场。API 执行董事测算，“合规进口的纺织品综合成本（含关税、检验费、合规成本）比非法流入的无品牌商品高 30% 左右，这种成本差距让非法商品在价格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