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在中國南京舉行。馬來西亞中國公共關係協會副會長顏天祿在當地組織同步悼念活動，在線觀看公祭儀式直播。
88年前，侵華日軍野蠻侵入南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慘案，超過30萬同胞慘遭殺戮。
「今年是馬來西亞中國公共關係協會同當地華人社團舉辦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悼念活動的第5年。」顏天祿表示，南京大屠殺是一場人類浩劫，而很多人還不知道，80多年前的馬來亞（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也有一場超過15萬人被日軍殘暴殺害的屠戮。
1941年12月8日淩晨，大批日軍在黑夜中準備登陸北部吉蘭丹州哥達巴魯，駐守英軍不堪一擊，狼狽而逃，馬來亞抗日戰役就此拉開3年零8個月「馬來亞最黑暗歲月」的序幕。
更鮮為人知的是，在這個半島叢林裡，一支由華人領導，成員包括馬來族、印度族的抗日武裝隊伍，從100多人發展到近7000人，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與日軍作戰340餘次，斃傷敵軍5000餘人，以一場跨越種族的合作寫下了最悲壯的抗日史詩。
黑暗歲月的殺戮
「日軍僅用56天就占領了馬來半島最南端的城市新山（Johor Bahru），標志著馬來亞半島的全面淪陷。」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館長林家豪告訴South記者，當時，英國在戰略上出現重大誤判。原以為日軍會從南部海路進攻，於是主力全部布防新加坡。但日本卻選擇從泰國翻越密林、突襲北部，英軍猝不及防。「英國兩個月就投降了。真正撐起三年八個月抗戰前線的，是馬來亞人民抗日軍、136 部隊這些本地人。」
「當時有個18歲的義勇軍，姓羅，是路易斯機槍班的」，馬來亞大學文學暨社科學院院長黃子堅則講起了一段讓他難忘的故事，「他和同伴們站在碼頭準備浴血奮戰，但命令下來——英國決定不抵抗」，結果，日軍衝上岸，而訓練有素、滿腔熱血的義勇軍只能穿著整齊軍裝，看著侵略者大步跨入城市。
1942年2月15日，英國馬來亞陸軍總司令白思華將軍向日軍馬來亞最高指揮官山下奉文投降。「英軍指揮下最大規模的投降」從此寫進了歷史。
林家豪說，日本占領馬來亞後，為鞏固軍事與行政統治，掠奪資源與勞力，推行以戰養戰政策，并以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為名，對當地人民實施殘暴統治。
其中，「大檢證」令人發指。過程毫無甄別、毫無審訊、不給辯解機會。大量平民被随意檢出，被集體槍殺、刺殺。
知知港就是一個鐵證。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知知港
1942 年3月18日，日軍進入了知知港一座名為余朗朗的安寧的村莊，以「安居證檢查」為名，將村民分批帶到橋後的山坡。
「一開始他們（日軍）還掩飾說是檢查身份」，知知港中華管委會秘書張智欽說，「但上午過去的人，一直到下午都沒有回來，而且還不斷讓人過去『檢查』。」
知知港中華管委會秘書張智欽
當村民們意識到「登記的人沒有一個能回家」的時候，日軍索性不再掩飾。
「他們（日軍）從這裡（山坡上）往下面掃射。後面的人，有些沒有被打死，就往密林深處跑。前面的人根本跑不掉。」站在「情人橋」旁，張智欽指著不遠處一個深不見底的湖泊，聲音儘管依舊平靜，但卻透著一種無法掩飾的悲涼，「那以前是錫礦坑，裡面還埋著很多找不到名字的骨頭。」
情人橋，知知港
據戰後挖掘出的骸骨推算，余朗朗村至少 1474 名無辜者在此遇害。
然而，這只是冰山一角。
「日軍剛開始統治的那幾個月是非常殘忍的」，黃子堅說，「比如峇株巴轄、麻坡等地，幾百個人幾個小時內就殺光了，整個地方就空了。」
1942年3月18日，日本占領軍在知知港余朗朗村實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先是將數十名華僑青年婦女關押在學校的教師宿舍內，然後把青壯年男人背手綁起來，一二十人綁成一串，用刺刀捅死。」黃子堅說，3月19日淩晨，又縱火焚燒全村近300間民屋。全村被日軍殺害逾千人，僥幸逃脫及輕傷治愈者僅數十人。
余朗朗屠殺幸存者蕭招娣
「我看到他走到我媽咪身後了，用刀子戳我阿媽，沒戳到我」，91 歲的蕭招娣是目前仍在世的幸存者，回憶屠殺那天，她眼中含著淚，聲音顫抖，「我媽咪壓住我，不讓我叫。我不敢動，也不敢叫，一叫就沒有命了。」
除了大檢證和大屠殺外，日本軍政府平日對人民實行殘酷高壓的統治。憲兵隊可以随時逮捕、審訊任何平民百姓，掌握著生殺的大權，他們所採用的酷刑逼供方法，更是舉世無匹。
吉隆坡廣東義山副主席李振光曾目睹灌水刑罰的殘忍：「日本兵把水管插進你的嘴裡，灌水到肚子漲起來，再跳起來踩，水從你身體裡被壓出來，週而復始。」
「我們通過比對很多文獻，當時在新、馬各地被殺的群眾，加上因受殘酷毒刑，淩辱虐待而死的受害者，最保守的估計在15萬人以上，甚至可以到50萬人。」林家豪說。
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館長林家豪
密林中的反擊
面對日軍的殘暴，馬來亞各族人民苦不堪言。在馬來亞的密林深處，一場由本地人民發起的抗戰，才剛剛開始。
為了反擊日軍對馬來亞人民的殘酷迫害，在幾乎沒有作戰經驗、裝備極度匮乏的情況下，一支抗日游擊力量在密林深處悄然成形——馬來亞人民抗日軍。
「其實在戰争還沒有結束以前，英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他們可能會失敗，」黃子堅說，「所以在日本正式占領之前的幾個月，英方已經開始秘密組織一些當地青年，準備進行游擊戰訓練。」
這些青年被招募進入新加坡的「101 特別訓練學校」，接受最基礎、也最緊急的軍事訓練。
1942 年初，由 101 學校部分學員與雪蘭莪州游擊隊成員組成的一支抗日武裝，在吉隆坡北部的雙文丹地區正式成立，這便是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第一支獨立隊。
抗日軍的條件極其艱苦。馬來亞大學馬來西亞華人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啟才說：「最長的訓練只有三周，最短甚至只有幾天。學的都是最基本的——怎麼在叢林裡作戰，槍怎麼用。」
但正是這些年輕人，背著簡陋的武器，走進橫貫馬來半島的密林，組成了分散而靈活的游擊力量。他們以小分隊形式穿行山脈，通過伏擊、騷擾和游擊戰，持續牽制日軍行動。
「1942年，我16歲，早上割橡膠，下午參加抗日。」現年 100 歲的鍾炳聰回憶起那段歲月，聲音依然堅定。她當年是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一名聯絡員，長期在前線與民間之間穿梭。
「我們打日本，不是公開打。」鍾炳聰壓低聲音說，「是暗中出手。遇到漢奸，就按住，用刀解決。」
這種「游擊」在馬來亞半島的叢林中被廣泛應用。
「日軍每天巡邏，幾乎天天遭伏擊。抗日軍一打完，就馬上鑽進山裡。」在知知港附近的一段公路旁，張智欽指著路邊的山林回憶，「飛機轟炸也沒用，因為中央山脈太大了，根本不知道抗日軍藏在哪裡。」
馬來亞大學馬來西亞華人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啟才
「這種在森林中展開的游擊戰，本質上是一種持久消耗戰。」何啟才指出，「它分散了日軍的兵力，延緩了進攻節奏，讓侵略者無法集中力量推進其戰略目標。」
随著戰線拉長，抗日軍也逐漸從孤軍奮戰，走向更廣泛的聯合。1943 年底，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與盟軍方面達成共同抗日的合作協議。盟軍承諾向抗日軍提供更系統的武器支持。其中，英方通過空投和潛艇運輸的方式，將軍火和物資送入馬來半島內陸。
馬來亞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院長黃子堅
「在所有抗日力量中，人民抗日軍是效率最高的一支。」黃子堅評價。
據了解，日據時期，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華人的領導下，先後發展為8個獨立大隊，人數由最初的100多人，增加到近7000 人。其中四個獨立隊以「101 特別訓練學校」學員為骨幹，其餘則由各州抗日地方組織就地選派、組建而成。
「一些馬來人原本期待日本幫助他們擺脫西方殖民統治」，何啟才說，但随著日軍暴行日益顯露，「大東亞共榮圈」的虛假面目被逐步識破，一部分人開始直接投身抗日，與華人并肩作戰。
由此，馬來亞逐漸形成跨族群的聯合抗戰。抗日軍中除了大部分華人外，還有馬來族、印度族及土著族群，與日軍交戰340多次，擊斃、擊傷日軍 5500 餘人。但代價同樣慘烈，超過 3000 名抗日戰士在戰鬥中犧牲。
其中，最具象征意義的，是1943年間成立的「神山游擊隊」。游擊隊領導人郭益南於10月9日在亞庇地區起義，當夜襲擊鬥亞蘭警察局，擊斃五十餘名日軍，并一度控制當地，但最終郭益南及 176 名被捕的抗日勇士，被日軍斬首、掃射，慘死在亞庇必打卡士路五裡半的鐵路旁。
如今，亞庇的神山游擊隊紀念碑上，刻著來自不同族群的名字，靜靜記錄著那段共同抗日的歷史。
用餘生來等道歉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三年零八個月的武裝鬥争，本質上是一場由人民支撐起來的戰争。它并非依靠正規軍隊推進，而是在各民族群眾的擁護與支持中延續下來——其中，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構成了最主要的支撐力量。
也正因為這樣，他們贏得了當地人的敬重和守護。
「我們對抗日軍的愛，是放在心裡的，不會天天講出來，」李振光說，「（因為）當真的出事的時候，站出來替我們說話、敢跟日本人對抗的，就是他們。」
這種支持，往往并不顯眼，卻無處不在。
糧食、藥品、現金，被一袋袋、一點點送進森林；有人冒險傳遞日軍與憲兵的動向，有人協助鋤奸、掩護抗日軍人員和傷病員，也有人悄悄把年輕人送上山，加入隊伍。
比如，在知知港，村民們曾一次又一次冒著生命危險，給躲藏在密林中的抗日軍送飯。
「你只要帶著三個飯盒出門，被日本兵看到，就會被殺。」張智欽指著當年村民割橡膠常走的山路說，「因為他們一看就知道，你是去給抗日軍送飯的。」
這也是日軍始終無法「戰勝」的：抗日軍明明藏身森林，補給匮乏，卻始終沒有被拖垮——因為，他們有村民在支援。
據統計，人民抗日軍所需糧食中，九成以上來自各民族、各階層群眾的自發供給。這些付出，幾乎從未伴随任何報酬或承諾，唯一的目標，只有一個——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去。
1945年9月12日，這個目標終於實現。
這一天，日本馬來軍區司令板垣大將代表因病無法到場的南方軍總司令寺內壽一，在新加坡市政廳大廈簽署投降書，由東南亞聯軍總司令蒙巴登海軍上將接受。随後，分駐馬來亞各地的日軍，陸續向聯軍代表舉行投降與繳械儀式。
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歷史也留下了清晰的坐標。
「當時，日軍就是在這裡向聯軍投降的。」楊佐智站在維多利亞書院的一處建築前，擡手指了指。
隆雪歷史與文化遺產之友協會副秘書楊佐智
楊佐智是一名導遊，會講一口流利日語，常常帶日本遊客參觀戰争遺址。他見過不同的人，也見過不同的態度。
「來這裡的日本遊客，大概有兩種」，他說，「一種是老師或者歷史愛好者，來了解戰争；另一種是退伍軍人，他們到日本人墓地，會倒一杯清酒。」
2024年10月下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赴馬出席東盟峰會期間，曾到吉隆坡日本人墓地向「慰靈碑」獻花。她在致辭中回顧馬來西亞歷史時表示「深為感慨」，卻對二戰期間日軍在當地犯下的侵略暴行隻字未提。
這一背離歷史真相的行為，在馬來西亞引發軒然大波，遭到當地學界、民眾的強烈批評與嚴厲譴責。
對鍾炳聰來說，這種情緒更為直接。因參加抗日，家人遭到牽連，她至今難以釋懷。「我當然恨日本仔。如果不是他們，我大哥不會被抓，我也不會一個人。」
原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聯絡員鍾炳聰
作為吉隆坡廣東義山副主席，李振光曾推動修建馬來西亞二戰人民蒙難紀念碑，并組織民眾在每年8月15日集體追悼。
「這個碑高30.8米，象征的就是那三年零八個月。」他說，碑上有四種文字——中文、馬來文、英文、印度文，就是沒有日文。「我不要他們（日本人）來看。」
墓碑會斑駁，但歷史的傷痕從未褪色。
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
2018年，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剛設立二戰展區不到一個月，日本駐馬來西亞大使館便致函抗議，稱展覽「把日本人描繪得過於醜陋」。
「只要他們能指出任何一條不是史實、是我們虛構的，我們寧可把博物館關掉。」林家豪態度堅決，「但他們做不到。因為每一件展品，都是檔案，是已經發生過的歷史。」
為了紀念祖父黃武春，黃子堅寫下《神山游擊隊》，試圖還原那段跨族群抗戰的歷史。
「我不是要把他寫成什麼英雄。」他說，「我也不完全理解，他為什麼會離開妻子兒女，走進密林。可能只是他覺得，有些事情，總要有人去做。」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
「日本，至今還欠我們一個公平的道歉。」撫摸著一張張歷史的照片，李振光的情緒再次被觸動，「我希望這輩子能等到。」
吉隆坡廣東義山副主席李振光
「我們不是要鼓吹仇恨，也不是要鼓吹戰争。」李振光說，「我們只是要還原歷史。歷史不能被抹掉。和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用血和汗換來的。」
余朗朗蒙難華族同胞紀念碑
數公里開外，馬來西亞二戰人民蒙難紀念碑矗立市中心。透過它，人們看到的不僅是那段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中甚少被人提起的黑暗時期，更是一個跨越種族界限的人類共同體如何在最黑暗的時期點亮彼此。
文字：South記者 謝鴻州
旁白：South記者 謝鴻州
腳本：South記者 謝鴻州 秦少龍
拍攝：South記者 秦少龍
剪輯：South記者 秦少龍
設計：賴美雅
發自馬來西亞吉隆坡、中國廣東
部分視頻素材來自吉隆坡廣東義山、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