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独立研究机构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CELIOS）的中国与印尼事务部主任日前发布文章称，印尼巴塘经济特区近期发现数十名无合法工作许可的中国籍务工人员，这一事件暴露出该国在外国人务工监管领域存在系统性执法失效，同时引发了严重的劳工权益与人权隐患，也再次凸显印尼外籍劳工管理体系的短板。
据地方劳工稽查人员核查，这些中国公民均未具备印尼法定的《外籍劳工使用计划》（RPTKA）与有效就业文件，属于明确的非法务工行为。印尼方面目前仅对相关人员采取罚款与遣返的被动应对措施，CELIOS主任在文章中指出，这种处理方式仅将问题简单视为文件违规，却忽视了背后更深层的制度漏洞——薄弱的执法力度让无证劳工能够轻易入境并上岗，在被发现前已长期处于缺乏保障的高风险处境。
文章强调，印尼作为东道国，本负有事前预防非法用工的首要责任。事实上，印尼法律早已明确要求，外籍劳工必须在受聘前取得核准的工作许可与有效工作签证，但相关监管体系长期处于碎片化状态，各部门衔接不畅，导致法律规定难以落地。据悉，印尼关于外籍劳工任用有严格的法律规范，根据《2021年关于外国劳工任用的第34号政府条例》，雇主每任用一名外籍雇员应当任用至少一名对应的印尼雇员，且需先获得RPTKA作为工作许可的基础批准文件，但这些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流于形式。
现实中，许多外籍人士持短期签证或观光签证入境后直接上岗，边境检查与职场核查形同虚设，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而是在印尼外籍劳工管理中普遍存在。非法劳工的处境极度脆弱，他们无法享受印尼法律规定的基本劳动保障，既无权追讨欠薪、要求安全的工作环境，也没有任何合法的救济渠道。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报告也印证了这一问题，指出无证外籍劳工极易遭遇欺骗、欠薪、危险作业环境，且通常求助无门，而单纯的遣返只能解决人员存在的表面问题，无法保护他们在务工期间的合法权益，更不能根除导致其被剥削的土壤。
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便部分外籍劳工持有合法文件，印尼的执法环节也常常无法保障其基本权利。文章特别提到，在镍矿下游产业等重点项目中，包括中国籍在内的外籍劳工普遍缺乏职业安全保障、纠纷解决机制和有效维权途径，尤其是在偏远工业区，劳动执法严重不足，纸面上的合法身份难以转化为实际权益保障。此前就有中资镍矿企业因雇佣模式不合规引发社区不满，也从侧面反映出相关监管与执行的缺失。
CELIOS主任在文章中分析，中国企业与招聘网络之所以能利用印尼监管漏洞聘用非法劳工，根源在于印尼自身监管不力，但这不能成为放任问题持续的理由，反而倒逼印尼必须强化制度建设、补齐监管短板。据悉，印尼人力部此前曾发生外籍劳工许可证丑闻，四名高级官员因涉嫌通过拖延许可审批敲诈勒索被反贪局拘留，涉案资金达530亿印尼盾，这也暴露了监管体系中的腐败隐患，进一步加剧了执法失效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明确建议：印尼必须建立事前预防型监管体系，替代当前的事后处罚模式——移民系统应与劳工许可数据库实现联网，边境官员有权拒绝无核准身份者入境；工作许可审核应在签证签发前完成，从源头遏制非法务工；劳工与移民部门需实现实时数据共享，在非法用工形成剥削前及时介入制止。同时，对违规雇主的处罚力度必须高于其违法收益，才能形成有效威慑，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文章同时指出，中国也应承担相应的配合责任。中方招聘机构与企业应严格遵守印尼法律，确保劳工在离境前就获得印尼有效工作许可，并持有清晰可执行的劳动合同；驻华使领馆应加强对相关文件的核查力度，同时向拟赴印尼务工人员普及当地法律规定与权益保障措施，避免其因信息不对称陷入非法务工的困境。
文章强调，此次事件并非要禁止外籍劳工入境，事实上印尼多个行业确实依赖外来技术人才，但合作的前提必须是合法、透明且能保障劳工权益。非法用工不仅损害印尼的法治形象，更让劳工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面临各类风险；若合法身份无法带来实际的权利保障，那么问题的核心就不只是文件缺失，而是上岗后的执法缺失。唯有印尼强化监管、中方积极配合，才能实现合法有序的劳务流动合作，既保护中国劳工免遭剥削，也能强化两国以法治与人权尊严为基础的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