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有大量来自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外籍劳工，他们怀揣着赚钱养家的梦想而来，却往往深陷高额债务、工伤风险、权益保障不足的困境。32岁的印尼劳工阿穆（化名）、29岁的迪卡（化名）等人的经历，正是这一群体生存现状的真实写照，折射出外籍劳工在台务工的诸多无奈。
32岁的阿穆来自中爪哇，七年前，他为了给家中攒钱，选择来到台湾打工。然而，这份“希望之路”的起点，却是一笔沉重的债务——为了获得工作机会，他向中介支付了约9.58万新台币的费用，这笔钱相当于他四个月的最低工资。在台湾，阿穆每月的基本工资约为2.3万新台币，扣除宿舍费用、医疗保险以及寄回印尼家中的钱后，剩余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偿还中介费债务。
务工第二年，阿穆在一家金属加工厂操作大型压铸设备时，不慎被机器卷入，导致脚部骨折，右脚踝上留下了一条约15厘米长的永久性伤疤。“那一刻我非常害怕。”阿穆回忆道，而比伤口疼痛更让他焦虑的，是失去工作的风险——一旦被辞退，他将彻底无力偿还债务。2021年工伤发生后，阿穆接受了两次手术，因担心医疗费用无人承担，他只能在工厂宿舍休养，靠泡面维持生活。即便术后右脚仍经常麻木、刺痛，甚至无法长时间站立，他也仅休息了6个月就被迫重返工作岗位。“我必须继续工作，”阿穆无奈表示，“病可以好，但债永远不会好，如果不还钱，就会被起诉。”
与阿穆有着相似困境的，还有29岁的印尼劳工迪卡。来自东爪哇的迪卡去年才来到台湾，却很快陷入了后悔之中。“我经常想逃走，但没有地方可以去。”迪卡坦言，赴台之前，他向亲友借钱支付了约14万新台币的中介费，还签署了一份约7.5万新台币的贷款合同，两项费用叠加，他的负债超过21万新台币。更让他无奈的是，他从未收到过任何详细的费用清单，中介仅以“必须交给当局的费用”为由搪塞。如今，每次发工资后，迪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便利店缴纳贷款，“如果不还钱，就会收到法院寄来的催款信”。即便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也从未真正开始存钱，“到现在，我只是把债还完而已”，迪卡感慨道，“我们像幽灵一样工作”。
事实上，阿穆和迪卡的遭遇并非个例。据了解，在台湾，超过50万名外籍劳工在工业领域工作，其中大多数集中在劳动强度高、风险较大的制造业。统计数据显示，外籍劳工在制造业发生工伤致残的比例，是当地劳工的两倍以上。尽管这些外籍劳工承担了大量本地工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却很少被视为正式员工的一部分，权益保障严重不足。
26岁的越南劳工A-Zong（化名）已在台湾工作7年，他表示，许多工厂里的年轻本地工人越来越少，“其实很多工作都依赖我们完成”。但即便如此，他从未参加过公司的年终聚餐或员工旅行。两年前，A-Zong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一根手指，公司仅支付了医疗费用，并给予约10万新台币的保险赔偿。“我们当然很生气，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赚钱，只要还能忍受，就不会去抱怨。”A-Zong的话，道出了许多外籍劳工的无奈。
更令人揪心的是，在台湾，外籍劳工的工作签证通常与雇主绑定，这一政策让他们陷入了“敢怒不敢言”的困境。如果雇主终止合同，而劳工又无法找到新工作，就可能面临被遣返的风险。41岁的印尼劳工迪多（化名）已在台湾工作近10年，他换过4次工作，每次换工作都需要支付新的中介费用。“如果不付钱，就找不到工作。”迪多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选择越来越少，“工作好不好我都得接受”。
据悉，台湾的外籍劳工群体由来已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解决用工短缺问题，台当局逐步放开外劳政策，截至2024年底，在台外籍劳工已达82万余人，其中印尼劳工占比达36.94%，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看护行业。台当局虽曾出台相关规定，限制中介服务费收取标准，但实际操作中，高额中介费、隐性收费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加之签证绑定、工伤保障不足等问题，让外籍劳工在台务工之路充满艰辛，也凸显出相关权益保障体系的缺失与完善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