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经济与金融发展研究所（INDEF）资深经济学家迪迪克（Didik J. Rachbini）表示，工业部门本应成为推动印尼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帮助国家摆脱长期停留在5%左右的增长水平。为实现更高增长，政府必须推出支持出口表现和吸引投资的政策。
迪迪克对当前工业增长低迷表示遗憾。他指出，本应发挥核心驱动作用的工业部门增长乏力，因此难以成为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柱。“因此，需要建立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环境，让外国投资进入，并推动出口快速增长，以证明印尼产品具备竞争力并能够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
他强调，印尼面临的是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核心在于国家经济竞争力不足以及制度体系存在缺陷。从他的观察来看，外国投资至今仍对进入印尼持谨慎态度。“若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尼明显处于劣势。印尼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这一水平明显不足；相比之下，越南达到4.2%，马来西亚为3.7%，新加坡更高达27.8%。”
在他看来，导致结构性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制度体系薄弱，而这一点甚至受到普拉博沃总统本人的批评，尤其是繁琐官僚程序长期阻碍企业经营与投资活动。
迪迪克指出，在印尼投资往往需要等待漫长审批流程，许可证办理可能耗时一年甚至两年，而其他国家类似程序通常仅需两周即可完成。他认为，复杂且层层叠叠的监管规定，反而为官僚体系中的不健康行为打开空间。正因如此，普拉博沃总统计划成立专门的放宽管制特别工作组，以削减被视为阻碍投资和商业活动的法规与审批程序。
对于这一计划，迪迪克认为设立放宽管制特别工作组的想法符合逻辑。他指出，东亚多个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普遍采用由最高政治领导人直接指挥的“改革作战室”模式推进官僚改革。“例如越南通过“革新开放”改革，如今成功维持约8%的经济增长。’”
他进一步指出，印尼自身也曾有成功经验。上世纪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期，印尼曾通过改革实现约7%的经济增长。此外，韩国在工业化时期、新加坡在李光耀领导下，以及中国在邓小平时代，都曾依靠制度与官僚改革推动经济腾飞。“如果没有官僚改革与制度改善，工业和经济不可能实现高速增长。’”
在出口表现方面，迪迪克认为印尼已明显落后于新兴竞争者越南。他指出，越南国际贸易及进出口增长极为迅速，贸易总额已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印尼国际贸易规模的两倍。正因如此，越南在2025年实现约8%的经济增长。他认为，只要出口表现与外国投资持续受阻，印尼就难以摆脱所谓“5%增长魔咒”。
除投资与出口问题外，迪迪克还认为，印尼在经济发展愿景、思维模式与政策导向上出现更深层次倒退。
他指出，1980年代印尼奉行“向外看”经济战略，但如今在意识形态层面则日益偏向国家主导和“向内看”模式，政府角色不断扩大。“如果政府继续维持这种经济愿景与方向，就不要期待经济能够实现高增长。不仅政府如此，私营部门和国有企业也在倒退，越来越偏向内向型发展。’”
他认为，这种思维模式转变导致印尼对外经济部门发展迟缓，在竞争中远远落后于越南等后来者。
这种变化进一步导致工业外向型部门行动缓慢，增长水平低迷，最多只能维持当前这种温和增长状态。同时，外国投资疲弱，甚至主要流入餐饮、咨询服务及资源开采等“低质量投资”领域。
迪迪克指出，这类投资附加值较低，无法带来技术转移，就业质量有限，同时往往伴随较大环境负担。他表示，印尼经济结构的这种脆弱性，也导致汇率基础不稳，容易受到资本外逃冲击。
在此背景下，迪迪克认为普拉博沃提出的放宽监管构想，从经济角度看具有相当合理性且确有必要。他指出，印尼目前已陷入“过度监管”状态，导致经济成本高企、投资放缓。“在这一点上，过去“1988年金融改革配套政策”（PAKTO 88）式的放宽管制精神，仍具有现实意义，可重新激活经济活力。但当前环境比1980年代更复杂，经济结构更加多元、官僚体系更臃肿、寻租利益更庞大，而且全球环境也已改变，因此改革不会轻松。’”
因此，他认为改革成功关键并不仅是削减审批，而在于全面制度改革，包括法治执行、中央与地方协调、官僚体系数字化，以及对抗高成本寻租经济的政治决心。
迪迪克最后强调，放宽监管和去官僚化政策必须坚定实施，并将其作为印尼经济转型的重要里程碑。成功案例就在眼前，无论是1980年代印尼自身的改革经验，还是借鉴越南模式，都无需感到羞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