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年34歲的學者王滬寧 從政第一粒扣子是怎麼扣的？

【國際日報*亮點國際新媒體記者張萍北京專電】剛剛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的王滬寧，是一個學者出身的領導人。 上海是王滬寧的出生地。 上海復旦大學是王滬寧學者之路的起點。 由於王滬寧為人低調，作風沉穩。 所以有關他的過往文字記錄，很少。

資深媒體人勞有林先生當年受上海市政府委託，參與編寫一本專門歌頌教師的報告文學集《師頌》。 他專門採訪了王滬寧。 我們可從他的這篇報告文學中可以窺見王滬寧早年的政治格局、政治理念和政治抱負，這對於我們今天認識這位全國政協的掌門人，也許不無裨益。
徵得勞有林先生授權，原文刊出他的報告文學《他，率隊攀登在崎嶇的小路上——記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王滬寧》原文，從而了解點王滬寧的思想觀點是從什麼樣的起點出發的？ 一個學者從政的第一粒扣子是怎麼扣的？

（原載由蘇步青題寫書名，朱鎔基作序的報告文學集《師頌》。 上海作家協會、上海教委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版）《師頌》主編   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施衛群副主編   上海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文龍、執行副主編作家曹致佐）

他，率隊攀登在崎嶇的小路上

     記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王滬寧

作者：勞有林

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路可走，只有那不畏艱險而攀登在崎嶇的小路上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

                                        ——馬克思

一個才34歲的中國人，卻擁有這樣一些令人矚目的桂冠，中國最有聲望的高等學府之一的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復旦大學政治與行政研究所所長; 中國青年最高的政治榮譽——全國新長征突擊手; 中國勞動者的最高獎——全國勞動模範; 中國最具權威的基金會——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高等學校青年教師獎的首批獲得者之一; 國際政治學會斯坦因· 羅坎獎金——1985年度的得主之一。

但是這一切，在他看來，絕不是頂點。 他，作為一個學者，知道窮盡一生，也只能接近真理; 作為一個教師，在他眼前，無數個學生在等待著他去解惑授業。 榮譽，他淡泊得很，以至前去採訪他的人，往往要被他謝絕，而甩下一句「傲慢」; 事業，他視同生命，不！ 比生命更重，以至前去求教的人，往往可與之長談半日，而留下一句“與君一席談，勝讀十本書”。

多麼對立的兩種看法！ 世界本來就是對立的統一。

                                  一

採訪王滬寧，把他作為一個教師來看待，要比把他作為一個學者困難得多。 他，既沒有小學教師那種童心，也沒有中學教師那樣的慈母心，更不要說幼兒教師那顆甜甜的愛心。 他，甚至連四十五分鐘的那種滔滔不絕的講課，也很少，他說，他有的是參加研究生們的討論，有的是和他們一起去調查研究，有的是批閱他們的論文，再不就是和他們喝咖啡、聊天。

但他，終究是一個大學的教師，他擁有學生。 那就讓他的學生來說說他們的王老師吧。

“我叫丁春芳，是政治學專業的二年級研究生。 你問我以前在哪工作。 我在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工作。 1987年考入復旦的。 二年來我感受最深的，也許是王老師要我們完成的讀書計劃。 他要我們讀的書太多了。 一個星期一門學科，就要看完一至二本書。 王老師說，一個想做點學問的人，沒有二百本以上書作底數，那就什麼也別想。 他開了一張書單給我們。 我拼命地讀，沒命地看。 可王老師又常常強調，看書，不能讓書牽著鼻子走。 特別是我們政治學專業的，有許多西方學者的專著要啃。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 政治學本身就是發端於西方。 我們國家多年來是個空白。 只是到了80年代初才開始有了這門學科。 於是我們真有點像餓漢一樣，什麼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盧梭的《民約論》、拉基斯的《政治典範》、丹寧的《政治學說史》、迦納的《政治科學與政府》、基特爾的《政治學》、季爾克立斯的《政治學原理》、霍爾特的《現代政府原理》，自然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學著作，如《共產黨宜言》、《路易· 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及毛主席的許多著作。 怎樣讀好這些書呢？ 王老師有過一個十分生動的臂喻。 他說，我們不能站在平地上看高樓，而要站在高樓上俯視平地，才能看得遠。 如果把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著作比作『平地』，那麼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就是『高樓』。 搞政治學的人，一定要始終不移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這個『高樓』上去觀察當前，展望未來，和回視歷史。 為此，王老師一直要我們從心理上去找到一種俯視的感覺。 從亞里士多德到多爾斯的這幾千年間，找到一條當代的路。 從自然人到社會人的思想脈絡，去找出一個歷史的基點。 ”

“王老師對我們的人品教育抓得也真緊。 他一直，或許說是常常吧，對我們說，你們搞政治學研究的人，一定要做一個頭腦冷靜、有理性思維、有良知、有建設性的人。 絕不能憑一時的衝動。 你知道嗎？ 我透露一個資訊給你聽，這次學潮中，我們幾十個同學都很穩，沒有人去上街遊行。 儘管外系有不少人來鼓動，也儘管我們對黨內和社會上的腐敗行為很有看法。 但我們都覺得憑衝動，憑感覺於中國無益。 中國太需要冷靜和理性了。 “——丁春芳一臉崇拜的說。

王滬寧的學生是冷靜的、理性的，冷靜的、理性的教師帶出冷靜的、理性的學生。

真奇怪，和王滬寧的學生隨便聊聊，他們都會不約而同地講到他怎樣教他們做人。

郭定平，政治學專業三年級研究生，他說，早在上次學潮發軔之初，王老師針對有些同學非常欣賞美國的“三權分立” 式民主，在上課時說，我們對美國政治越是瞭解，就越能發現它的短處。 如果僅憑熱情，去想像它的美好，那就不能不墮入偏見。 我們不能讓情感支配自己，否則讀了點書，隨便地寫出一大篇嘩眾取寵的文章來，那是要害人的。 要知道，獲得掌聲多的人，並不就擁有真理。 熱衷於掌聲的人，是不配做學問的。

李冬青，政治學專業二年級研究生，一個因為政治學有個叫王滬寧的年輕教授才來應考的原復旦大學的一個團幹部。 他說：“王老師在我進系時的新生見面會上的一句話，給我印象特別深，我們在做學問的同時一定要學做人，甚至首先是要做人，做一個黨和人民所需要的人，做一個腳踏中國大地、心容天下風雲的人。 決不能只做學問不做人。 ”                               

                               二

如果王滬寧僅僅是一個教育別人怎樣做人的人，而自己並不怎麼樣. ，那麼他的學生是會不以為然的。 是的，他的學生決非等閒之輩，他們都是中國最具才華最有思想火花的青年之中的佼佼者。 要想在他們面前說一套做一套，那是困難的。 同樣要想在他們的心中確立一個教師的地位，也是困難的。 然而王滬寧做到了。 他的秘訣也許就在於要求學生做到的，他做得更好; 希望學生做到的，他都做到過。 人所厭惡的卑劣，他沒有。 多麼難得！

他的學生說，王老師治學刻苦極了。 只要在校，我們總看到他在辦公室里不停地寫作看書。 他常常是工作到深夜，直到大樓關門，大樓裡的那個保安的老伯來催他走。 以後管門的都知道，最後一個離開教學樓的一定是王滬寧。 我們學生也知道，晚上來辦公室找王老師准能找到。

也是他的學生說，王老師要我們讀那麼多的書，說實話，我是心存疑問的。 你要我們讀哪么多書，你王老師都讀了嗎？ 可是我到圖書館去看書，才服了。 我是個出名的愛讀偏書冷書的。 但我所讀到的所有書，在書卡上簽名的，都有“王滬寧”這三個字。 甚至許多書，壓根兒就很少有人看，有的就只有王老師一個人看過。 甚而至於許多內部書，紙張發黃的豎排繁體字的線裝書，都留有王老師的借簽留名。 你說，我們還能不急起直追嗎？

還是他的學生說，每當西方世界出現一種新的政治模式，或者西方政治學出現一種新的流派、思潮或觀念的時候，王老師總是從正反兩個方面予以全面的介紹。 他告訴我們，凡是標新立異的東西，都有內容上的兩面性，方法上的正負性。 因此我們中國的學者在做學問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嚴謹。 要知道，任何政體都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唯有瞭解了，才能理解美國為什麼會走上今天這樣的“三權分立”的政治社會，而中國為什麼會走上今天的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治社會。 理性的分析，使我們做學生的懂得不盲從的重要性。 而事實上，王老師他自己所走的一條路，便就是中國式的政治學之路。

又是他的學生告訴筆者，一次王滬寧訪問美國半年後回來了。 他帶回來的，不是直角平面電視機，也不是新潮激光電唱機，而是一部25萬字的書稿——在美國利用訪問的空隙時間寫的。 學生幫他抄寫時，王滬寧問，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寫這樣一部有關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再認識的書嗎？ 是為了我們中國。 我在寫作時，總是在想中國怎麼辦？ 中國怎樣才能在改革開放中不走資本主義的老路。 王滬寧由此生髮開去，認為我們一定要立足於研究中國問題，是為了研究中國，才去研究西方資本主義。 為了更好地開展這一研究，王滬寧回國后，提議成立中國復旦大學政治與行政研究所。

作為一個教師，儘管是才華橫溢的研究生的教師，中國新興的政治學科的帶領人，但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卻是那樣的與眾不同。

他主張學生要讀大量的書，然後是課堂討論。 作為教師，他讓學生們自己發言，自己討論。 而他僅僅是概括同學們想要闡釋而沒有闡釋清楚的問題，對於這一點，學生們說，王老師特別擅長。

他對一知半解，非常痛惡。 在討論中，如果你說“這個問題，我沒有想過，隨便講幾句”。 王老師馬上會糾正說，沒有想過、怎麼能講。 “隨便”是學習的大敵，做學問的大敵。 就是想過，也不能脫口而出。 要知道，同學們，我們是搞科學的人。 科學是不允許“隨便”的。 我主張，對一個問題，你沒有十分的把握，或者說你還不能相信，那就少發表，或者乾脆不要發表見解。

他希望做學生的，一定要把功底打紮實打好。 你只有把自己所搞的這一門學問，從古到今，從中到洋、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盡最大可能瞭解了掌握了、你才具備了做學問的客現條件。 例如要寫好一本有分量的書，起碼你要讀200本以上的書。 他的學生發現在一本由王滬寧撰寫的《比較政治分析》書的書尾，列有214種中英文參考書目。 以他要求學生周讀一本的速度，可以算出，為寫作此書，王滬寧在知識積累上用了近五年的時間。 而這214種參考書，絕不如通俗小說那樣內容曲折有致，也不如文藝小說那樣文筆酣暢優雅。 那是需要極大的耐心和毅力才能啃下的。

那寫到這裡，使人想起了王滬寧的導師們，正是他們引導他學習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並在研究方法上對他施以嚴格的訓練。

陳其人教授，是王滬寧攻讀研究生時兩門主課——《資本論》選讀和《帝國主義論》的導師。 他要求王滬寧每兩周寫一篇有創新、有見地的學習心得。 一次，王滬寧寫了篇經濟學方面的文章，他套用了一位外國經濟學家提出的一個概念。 陳其人教授看了，馬上將它劃了出來，並提醒王滬寧，“對西方經濟學家的概念，一定要作分析，切不可簡單照搬。 否則可能在理論上導致誤入歧途。 “中肯的告誡，使王滬寧至今銘刻在心。

而當王滬寧對政治理論發生興趣時，陳其人教授便有意識地引導他研究這方面的內容，有關中外思想家的著作一本又一本地推薦他讀; 讀書心得一篇又一篇讓他寫，而每一篇心得都有陳教授那深邃而又無情的評語。 千錘百煉，百鍊千錘。 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 王滬寧的碩士畢業論文《從布旦到馬利旦——論西方資產階級主權理論的發展》，一部近二十萬字的主權理論史，得到了答辯委員會這樣的評語：“這是我國學術界較系統地研究資產階級主權理論的初步嘗試”，“ 這種寫作形式有利於國際政治專業有關課程的建設」。

如果我們也來個比較研究的話，那麼可以發現今天的王滬寧，有著陳其人教授深深的治學痕跡，而王滬寧的學生又有著王滬寧治學的痕跡。 一代代的師承，一代代的創新，多麼有趣而又難舍難分的中國教育現象。 正是這樣獨特的現象，使我們相信，在攀登世界性的科學高峰中，中國教育“登山隊”，完全有可能和別人並駕齊驅，甚至超越過去。 因為誰都知道，甘為人梯，繼承創造，勇於攀登，團隊精神，高品質的尖子，是一種最具威力的因素。

現在讓我們看看王滬寧——這裏也許稱他為教頭更合適些—―是怎樣率隊遠征獅城，第一次把中國教師和他們的學生的風采顯露於世的。

1988年3月底的一天，一架大型噴氣客機，從上海虹橋機場的跑道輕輕滑過，昂首升高到萬米高空，向著萬里之外的新加坡飛去。 機艙里，此刻作為主教練的王滬寧，深知此番征程的艱險。 他望著五位精心挑選出來的隊員：他們各有千秋，有的溫文爾雅，自信親切; 有的靈巧機智，有窮追不捨之神功; 有的風趣幽默，舉例生動; 有的踏實穩重，且有大將風度; 有的滿腹經綸，擅長借題發揮。 這些個來自復旦校園裡的本科生、研究生，能否在獅城舉行的第二屆「亞洲大專辯論賽」上奪它個冠軍，或者拿到個好成績呢？ 他，不敢打包票。 據傳，新加坡的報紙已經緊鑼密鼓地在本地進行攻心戰了，說澳門東亞大學隊員，“論理有序，態度從容”，女將溫和有禮，風度極佳，男帥“看似木訥，反應卻出奇地快”， 臺灣大學隊員，理論紮實，思路嚴密，反應敏捷，馬來西亞大學隊員機敏灑脫，端莊從容。

面對這場心理戰，王滬寧在復旦大學黨委、校系領導的直接指導下，特別是遠征隊領隊、學富五車的伍貽康教授的親自有關部署下，花了整整三個月時間，對隊員們進行強化訓練。

且看他們如何訓練？

王滬寧採取的措施是強迫隊員們“壓制”自己的個性，接受別人的觀點和方法。 他甚至還特意安排他們在一起玩牌，以培養一種各揚其長，息息相通的默契。 接著，訓練他們的“辯論本能”，他故意和他們爭論不休， 走廊里的偶然一遇， 草坪上的不期而遇，馬路上的邂逅巧遇，王滬寧會突然和他們來一番急風暴雨式的唇槍舌戰，以至有人撞見了，頓生疑竇：“ 溫文儒雅的青年教授怎麼啦？ 突然變得如此好鬥善戰？“ 但隊員們知道，這是王教頭在訓練他們。 這種訓練是多麼的需要哦。 要知道，辯論會，不是辯論真理，不是辯論是非，而是通過辯論，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大學生的辯才、口才、反應能力、思細邏輯，和運用語言的本事，以及風度、氣質等等。 要將一種自己並不完全同意或者根本不贊成的觀點，煞有介事地予以自圓其說，天衣無縫，或者要將一種自己完全贊成的觀點，給予迎頭還擊，把它駁得體無完膚，這對於一向以追求真理為終極目標的王滬寧，對於一直以最大熱情去探索真理的大學生，是多麼困難。 但在“暫時放棄真理，追求技巧”的要求下，王滬寧硬是把隊員們訓練成為一個個巧舌如簧的“辯才”。 久而久之，這幾名隊員每逢聽到別人發表看法，都會脫口而出：“哦，是嗎？！” 接著便是風捲殘雲般的反駁，直到別人聽得笑出聲來，他們方從角色中退將出來。

最精采的，也許是和陪練團的對壘。 王滬寧請來了一個由研究生和本科生組成的龐大陪練團。 這陪練團中個個都是身懷絕招的大將。 “周偉嘉戰術”，以一本正經恫嚇對手見長。 每當對方話音剛落，他卻得勝回朝般地說，“很高興對方同學已經退了一步！” 而當你莫名驚詫，“我沒有退呀。 “他又朗朗宣佈，”對方已完全接受了我的觀點！“ 至此對方已方寸大亂。 “王金支戰術”，以詰難對方為能事。 他會突然要對方某一位同學站起來回答，直攪得對方心慌意亂，天昏地暗，落荒而去。

還有笑裡藏刀的“李冬青戰術”，以不變應萬變的“姚勤戰術”，等等，等等。

如此周而復始的車輪大戰，直把五名正式隊員打得“遍體鱗傷”、“叫苦不迭”“鼻青眼腫”，“狼狽不堪”， 但心理上他們卻築起了一道真正的長城。

而這心理長城的烽火臺，就是王滬寧對隊員的一句反反覆復不知講了多少遍的“名言”：我們將放下五千年的包袱，輕裝上陣。

我們五千年的包袱太沉重了。 人與人之間的內耗，互相的明 爭暗鬥，面臨困境時的自我妥協後退，經不起冷諷熱嘲。 自然，在放下五千年的包袱的同時，王滬寧又要求隊員們始終不要忘記自己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最璀燦一代的代表，他們是能夠精誠合作，愚公移山，取長補短，互為寬容和齊心協力，堅韌不拔的。

“以出世的精神整入世的事情！” 這是王滬寧向他的隊員傳授的最重要的技巧。

一切都將在新加坡被驗證。

經過五個多小時的巡天游，巨大的客機伴隨著呼嘯聲降落在新加坡機場。 大巴士又把中華莘莘學子載向下榻的賓館。 新加坡，真是一個名不虛傳的花園之國，一路上到處是名木花卉，到處是馨香襲人，一片寧靜。 但越是寧靜的環境，伍貽康領隊，王滬寧和他的隊員們越是心裡不能平靜。

4月2日，也就是第二屆「亞洲大專辯論賽」開幕的第二天，復旦大學隊將首戰澳門東亞大學隊。 辯論的題目是：「在目前的國際局勢下，聯合國沒有存在的必要」。 抽籤結果，復旦是“反方”。 4月6日，復旦大學將迎戰馬來西亞大學隊，在辯論“龐大的人口是第三世界國家的負擔”時，復旦作為“正方 ”。 終於，無論是“正反”方，復旦大學都勝了。 我們只要看看評判團主席的讚語，就可以想像出復旦大學的英姿風采

“合作好，資料全，談吐幽默。 自然“，”擁有排山倒海的氣勢“……

在這裡王滬寧的戰術和構想總是那樣的富有傳奇色彩。 每次比賽由四位隊員上場，他們必須依次具備立論、鋪陳、轉換、綜合的特點。 第一位隊員要安營紮寨，引蛇出洞; 第二人則迎頭痛擊，亂其陣腳; 第三人馬上圍追堵截，窮追猛敲; 第四位登高一呼，大江東去。 這樣從各個不同的方面形成了一種波瀾起伏、大氣磅礴的宏大氣勢。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復旦戰勝臺灣大學一場冠軍爭奪戰，便可更加形象地感受到上述戰術之妙和構想之巧。

雙方辯論的題目是：「儒家思想是否能夠抵禦西方歪風」。 抽籤結果，復旦隊為“反方”，即持“儒家思想不能抵禦西方歪風”的觀點。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观点和我国的政治思想教育相一致，復旦隊理應得心應手，可謂天助我也。 但是，現在不是在中國大陸，是在新加坡，這是個儒家思想廣爲傳播的國家。 這個國家的總理李光耀就有一句名言：“儒家思想可以抵禦西方歪風”。

顯然，復旦隊這個反方，是不可能討新加坡觀眾喜歡的。 更何況台大的隊員個個對四書五經、儒家思想瞭若指掌，爛熟於胸。

決戰前，王滬寧先給台大領隊蘇玉龍教授來了個心戰。 有意探詢的蘇玉龍問王滬寧在大學中研究何種專業。 一向謙遜、連介紹點成才經驗都不肯的王滬寧，卻一反往常，說：“我研究的是政治學和哲學，從先秦至鴉片戰爭時的中國思想發展史，我曾涉獵。 “這無疑給蘇玉龍一驚。

決戰將至，王滬寧在苦苦思索著突破口。 他和伍貽康教授仔細研究了多種方案。 直到4月10日淩晨2點，王滬寧才興奮地去敲隊員的房門。 “我們找到了一個絕活兒！ 這樣立論：儒家思想不可以抵禦西方歪風，是因為它沒有這種功能。 抵禦西方歪風需要綜合治理，政治、經濟、法律的手段多管齊下，不是思想改變人，而是社會環境改變人。 我們同樣熱愛懦家思想，但認為它不能抵禦西方歪風。 “隊員們一致歡呼起來。 是啊！ 這個立論，既能贏得新加坡人民的好感，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限制了對方的思想。 這樣一張大網，它可以把台大隊提出的所有除了儒家思想以外的抵禦西方歪風的條件都張羅進來，成為有效的反擊武器。

讓我們摘錄幾段，欣賞一番王教頭和隊員們按這個立論所展開的辯才吧。

台大：儒家思想有陰暗的一面，陰暗的一面當然不能抵禦西風歪風，但儒家思想更有光明的一面，有可以診治西方歪風的一面。

復旦：很高興看到，對方同學已經退了第一步。 那就是並不是所有的儒家思想都可以抵禦西方歪風。 儒家思想講究修身齊家，但是二千多年過去了，孔夫子沒有第二個，孔乙己倒出了一大堆。 綜合治理就是要採取社會學心理學生理化等等方法綜合治理西方歪風。 第一要求政治清明; 第二要求經濟繁榮; 第三要求法律完備。 在現代社會裡，法制才是抵禦西方歪風的良好武器。 我請問對方同學，如果有人持刀搶劫你的錢包，你是對他念一段《論語》呢，還是讓員警把他抓起來？ 我想大家都會選擇後者。 新加坡正是這樣一個以法治國、綜合治理的良好例子。

台大：謝謝對方辯友在理論上承認了儒家思想有精華的部分。 請問我們該不該孝順父母，該不該友愛兄弟姐妹，該不該尊親睦鄰，該不該敬愛師長尤其象伍（貽康）教授這樣的老師呢？

復旦：剛才您說，只有當儒家思想深入到每個人的心靈時才可以抵禦。 然而看昨天知今天，看今天知明天，儒家思想二千多年都沒有做到過，我們還要再等二千年嗎？

台大：請對方辯友告訴我們，你們要拯治這個社會，抵禦西方歪風，到底要用什麼思想，什麼行動？

復旦：我們是靠綜合治理。 請問：西方歪風這麼多，光靠孝順能解決嗎？ 前幾天聯合晚報上登：「孝女犯法」。。 這到底是法大還是人情大呢？

台大：這是因為她沒有接受儒家思想的關係。 如果她接受了儒家思想，就會和我一樣：我父母真偉大。 可以抵禦西方歪風」。

復旦：儒家思想是強調人情而不是法律。 我們看新加坡用什麼來抵禦西方歪風，最大的措施就是罰款。 我們還可以看一看對方同學愛提的民國初期，從袁世凱到吳佩孚到孫傳芳，哪一個不尊孔，哪一個不讀經，但中國還不是被他們讀得百孔千瘡嗎？

就這樣，對方被復旦大學隊事先就設計好的八卦陣纏得無法脫身。 他們似乎在補漏洞，卻越補越大，越補越多; 而復旦隊不斷擴張戰果，乘勝追擊。

最後，評判團宣布復旦隊以5：2榮獲1988年亞洲大專辯論會的冠軍。

王滬寧率隊在崎嶇的小路上又向前邁了一步。

一年多過去了。 作為教師的王滬寧，想到的再也不是那辯論會上迭起的掌聲，也不是交戰雙方的充滿美感和自信心的語言。 呵！ 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作為一個率隊的老師，他注視的永遠是前方。

但是，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吳德耀先生的一句話，卻使王滬寧至今仍然反覆提起。 吳德耀先生在大決賽后說，“辯才不一定是人才！” 是的，冠軍的獎杯僅是隊員們雄辯的象徵。 而雄辯家也有可能是一個黨和人民所不需要的歪才。 那個宏論滔滔、機智靈巧、反擊力強的隊員顧剛，在北京平息風波後，貼出了退黨聲明，公開表示站在黨和人民的對立面，爾後被復旦大學黨委開除出黨，不就說明“辯才不一定是人才”嗎？ 王滬寧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我們做教師的，在培養學生成為一個什麼樣的“才”上，怎樣去培養他們成才，不僅責任重大，還真疏忽不得。 我們培養的接班人，結果成為我們的掘墓人——這樣的教訓不是太慘痛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