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yanto Aryodiguno,Ph.D
在讨论印度尼西亚对华裔族群的歧视问题时，种族冲突理论能够提供对族群间冲突如何产生和发展的理解。种族冲突理论显示，族群间的冲突通常是由于资源竞争、社会不平等或政治代表不足而引发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华裔族群和土著族群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以及华裔社区缺乏政治代表性，可能成为这两个群体之间冲突的导火线。经济不平等，特别是如果被视为是华裔族群经济垄断的结果，可能引发两个群体之间的嫉妒和紧张。而华裔社区缺乏政治代表性可能导致不满和不被承认的感觉，进而加剧种族间的冲突。
此外，政治身份理论可以解释华裔族群的身份如何影响他们对所受歧视的看法和行动。政治身份，包括族群身份，在形塑个人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分析了华裔族群的身份如何影响他们对所受歧视的看法，以及这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包括对被认为保护他们利益的政治团体或候选人的支持。
通过结合种族冲突理论和政治身份理论，希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印度尼西亚对华裔族群的歧视背后的政治动态。这有助于突显导致族群间冲突的因素，以及政治身份如何影响个人和群体对所受歧视的反应方式。
在探讨印尼对华裔族群的歧视问题时，作者发现人们对1998年5月骚乱的看法指出，土著居民对华裔仍然存在负面偏见。作者还发现，印尼的华裔仍然认为自己是华裔，因为政府和周围社会经常强调他们是外来者，而不是本土居民。其中一个例子是在日惹省，日惹的苏丹（Sultan）兼任省长，他制定了规定，规定印尼公民的华裔不得拥有土地所有权，只能拥有建筑物的使用权。这种偏见使得华裔族群与土著族群之间的冲突非常容易发生。各种来自印尼政府和社会的对待，导致1998年5月骚乱的创伤至今仍然存在。
对于土著居民和华裔族群来说，他们都认为对华裔族群存在负面偏见是1998年5月骚乱的原因之一。负面偏见是对一个社会群体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通常不是基于直接经验，而是基于个人和群体的信仰。负面偏见源于社会互动，无论是与家人、朋友还是社区的互动，并且可以在环境对个人产生显著影响时发生变化。自新秩序政府以来，对华裔的负面情感已经存在。对华情绪是在前总统苏哈托执政后出现的。在他的统治期间，苏哈托试图消除前总统苏卡诺与中国的密切联系，并限制华裔的权利。自从新秩序政府成立以来，华裔公民必须放弃一切与中国相关的标志，包括改变名字成土著名字。这种归类带来了显著的差异，并导致了负面偏见。
在1998年的事件之后，对华裔的负面情感仍然存在。这是因为与华裔相关的所有事件都没有得到解决。政府并不真正希望解决印尼各族群之间的问题。
尽管骚乱已经发生了26年，但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对于这一事件的创伤仍然深深地存在着。印尼的华裔和土著居民仍然清楚地记得他们在想象中遭受1998年5月骚乱时的愤怒和恐惧。这表明，过去的不良经验的记忆很难被忘记，因为存在触发这些记忆的刺激。例如，当看到有关骚乱的新闻报导或雅加达反对钟万学的骚动或反对外国人和华裔的口号时，华裔会感到恐惧，并且会不断回想起过去骚乱的紧张情况。对于受害者来说，这种事件的无法解决造成了深深的失望和伤痛，并且这种创伤可能会持续几代人。
尽管目前还无法透过法律手段追究责任，但至少政府可以维护族群之间的团结，以免再次被一小部分人为政治利益而分裂。政府也应该更多地促进其所有公民的族群身份作为民族财富，以实现团结。
事实上，印尼政府已经宣布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是印尼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他们不是中国公民。因此，当在印度尼西亚发生反华行动时，印尼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因为反华情绪可能被视为反中情绪，而不是针对印尼的华人。
中国政府应该通过支持和捍卫其在国外的公民的权利和保护来采取行动，包括在印尼。这包括发表明确而坚定的声明，谴责针对印尼华人的歧视或暴力行为，并呼吁根据国际法保护他们的权利。
此外，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与印尼政府合作，确保在印尼的华人的安全和福祉，并主张尊重人权和避免一切形式的歧视。
除了这些步骤外，中国政府还可以加强与印尼的双边合作，包括在文化、教育和经济方面，从而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减少社会之间的紧张局势。
确实，虽然印尼的华人可能不再是中国公民，但他们仍然与中国有着文化和历史上的联系。
对中国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进步的期望是合理的，并且希望这将对全球的华人社区，包括在印尼，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然，这种期望也包括努力结束对华人的负面刻板印象和歧视。希望在未来，华人社区可以感受到更多的尊重和认可，因为他们在各个领域的贡献，并且不再遭受像过去在日本时期那样的贬低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