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叔子看大先生之大

杨叔子作为大先生，大在哪里？从个体特殊性而言，大在其集科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于一身；从普遍性上来说，大在其具有大情怀、大学问和大德行。从杨叔子身上感悟大先生之大，弘扬教育家精神，对于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一次见到华中科技大学老校长杨叔子院士，是2022年9月28日。9月27日，我到华科大教科院“校长讲堂”讲学， 借此机会于28日上午去探望他。其女婿李晓平老师开车带我去校医院。走进病床前，杨院士看到我来，把手从被窝里慢慢地伸出来，低声并吃力地说：“我们还是握握手吧。”我们断断续续交谈了两三句话，他就说累了，要休息了。我只能告辞，默默退出。

这次探望，我感慨万千，杨院士自2014年6月突发脑卒中后，身体大不如以前，常住医院。期间见过他两次。这次看到他身体如此羸弱，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尽管知道杨院士身体越来越差，但真正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还是难以接受，悲痛万分。说来也奇怪，2022年11 月4日，我到湛江讲学。这是恩师涂又光先生去世10周年的日子。不知什么原因，我没有胃口，觉也睡不着，神分气散，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不良的征兆。5日上午参加岭南师范学院特殊教育系十周年系庆活动。作完大会主旨报告，便收到深圳大学教授肖海涛校友发来微信，告知杨叔子院士已于4日晚上去世。当晚，我一个人行走在广州沿江大道上，江水无语，苍天无言，我泪流不止，深情地呼唤着那个熟悉的名字，那个境界高远的灵魂。我静静地回忆起与杨院士交往的点点滴滴，感恩他对自己的教导、鼓励和影响。后来看到华科大《今日送别大先生杨叔子》等报道。

称杨叔子为大先生，十分恰切，比其他称谓都好。“先生” 一词，是我国几千年的敬语，也是教育的魂魄。先生，既是一种称谓，也是一种修为，一种境界。在教育界能真正配得上先生称谓的人不多，配得上大先生敬语的人更少，而用大先生来称谓杨叔子名副其实，充分表达了大家对他的崇敬和爱戴。

一、集科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大先生

杨叔子作为大先生，大在哪里？首先，就个体特殊性而言，表现在其集科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于一身。

1993年初，杨叔子院士担任华中科技大学 ( 当时叫华中理工大学) 校长。我是同年秋季攻读华科大硕士学位的。那时候，只知道他，没有跟他接触过。真正跟他接触交往，是1999年攻读博士学位以后。跟他交往认识后，我就邀请他来我任职的广东艺术师范学校（现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演讲。在导师文辅相教授的推动下，杨院士利用到香港开会的机会，于2001年12月3 日来广州，给广东艺师全校师生作人文演讲，题目是《科学与人文相融则利，相离则弊》。站在露天的讲台上，他首先以我的名字作了一首诗，然后开始演讲，没有讲稿，一口气讲了整整三小时。

杨叔子院士的这场演讲，融思想、逻辑、文采、激情和诗意于一体，对科学与人文各自的特点、重要性及其相融与相离的利弊作了系统深入的论述，让人醍醐灌顶，震撼和感动了在场的一千多名师生。大家对他高度的文化自觉，强烈的家国情怀，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文理会通的渊博学识，惊人的记忆力以及富有诗意的表达大为叹服。当天，《羊城晚报》以《杨叔子院士羊城话人文》为题作了报道，广东电视台也作了相应报道。后来我们根据录音将杨院士演讲整理成文，发表在《高教探索》2002 年第一期上。[1]

这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已过去 20多年了，其中许多思想观点并没有过时，对今天中国大学教育仍具有指导意义。杨叔子院士集科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大先生形象已逐步显露出来。

（一）杨叔子院士是一位科学家。作为科学家，杨叔子先生是华中工学院首位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华工５ 万多毕业生中第一位当选院士的人。他曾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副理事长、高等学校机械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亚太地区智能制造协会主席、中国人工智能协会副理事长等职务。他长期致力于机械科学和工程的研究，在先进制造技术、设备诊断、信号处理、无损检测新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众多方面获得了重要成果，尤其是他带领团队成功地解决了钢丝绳断丝检测这一世界难题。他被称为我国智能制造的首倡者和先行者。他先后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与教学重要奖励20 余项。具体而言，围绕智能诊断和智能运维技术，杨叔子院士先后出版了《 基于知识的诊断推理》《人工智能与诊断专家系统》《机械故障诊断的时序方法》和《时间序列分析的工程运用》等多部学术著作，是国内最早出版的智能诊断专著。他在故障诊断和智能诊断研究领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先后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在工程实践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解决了相关行业安全生产运作中的难题。杨叔子院士的博士生、杨院士科研团队负责人史铁林在《忆恩师杨叔子院士》一文中说到，杨叔子院士作为科学家的三大特点，一是“在把握科研方向和发展趋势方面非常具有前瞻性”。早在上世纪70 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他就提出将智能技术应用于工程领域，是国内智能制造技术的开拓者，同时也是国内最早提出智能诊断这一新发展方向的人。二是杨院士对众多弟子一生的学术研究都产生了巨大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他善于把学生尤其是博士生推向全国性的学术舞台，为他们提供和创造尽可能多的学术机会，让他们能够尽早跻身于国内外学术前沿。三是杨院士高风亮节，淡泊名利，在研究团队的许多奖项中坚持不做第一获奖人，而把获奖机会和荣誉让给年轻人。这种谦让一直成为团队的传统。因此，团队30多年来，没有因为荣誉等利益产生矛盾，从而形成了优良的学术氛围与和谐的工作环境。[2]

（二）杨叔子院士是一位思想家。杨院士从小就十分重视思考，注重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他经常对学生们说，上大学就是要做好三件事，学会做人，学会如何思考，学会必要的知识及其应用能力。他不论是写文章，还是作演讲，都是思想、逻辑和文采俱全，常常会提出许多新思想。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就是落后，一打就垮，痛苦受人宰割；而没有民族传统，没有人文文化，就会异化，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 [3] ；“背靠五千年，坚持三面向”[4] 。教育要 “育人”，而非“制器” [5] ；“ 在关键科技领域没有知识产权，就永远不能真正自立” [6] 。这里择要讲三点。

第一，“ 背靠五千年，坚持三面向”。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杨院士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教育工作应当“背靠五千年，坚持三面向”。这充分体现了他的理论勇气、教育智慧和使命担当。他讲到《四书》之首的《大学》开宗明义讲高等教育怎么办，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高等教育首先要重视品德学习，养成高尚的品德；其次要有创新能力，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也就是成为真正的、有创造性的、高尚的人。我国有非常优秀的教育传统，这就是我们说的“背靠五千年”的意思，但是有怎样的思想感情，有怎样的创造能力，有怎样的个性，这一定要符合时代的要求，要“坚持三面向”。 我们的教育应当“背靠五千年” ，继承、弘扬和超越我国优秀的传统。“坚持三面向”，就是要求教育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符合世界的要求，符合未来的要求。他强调我们高等教育培养的大学生，应该成为有创新开拓能力的高层次人才。他还具体谈到我国学生是黄皮肤，思想也应是中国的，而不是香蕉 ( 黄皮白心) 式的人。总之，“背靠五千年”，是坚实的基础；“坚持三面向”，是行动的方向。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７]

第二，教育 “育人而非制器”。 杨叔子院士认为，这是教育的实质，也是教育的主旋律。高等学校最根本的问题是培养学生，是 “ 育人”。他在《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二期上发表的《 是育人，而非制器——再谈人文教育的基础地位》一文，对这一思想观点作了系统的表述。杨叔子院士说到：“这些年来，我体会最深的、教训最深的、看得最多的、想得最深的，就是高等学校办一切事情，都要想到我们是在‘育人’。高等学校的任何部门，特别是主要领导不能忘了高等学校最主要的任务是‘ 育人’。离开‘育人’ 这一根本点，就是偏离了主题。高等教育是培育高层次和高素质的人才，而不是制造高档次、高性能的器材。教育是‘ 育人’ 而非‘ 制器’。‘ 育人’ 是 ‘ 以人为本，以育为法’ 。‘ 制器’ 是 ‘ 以器为本，以制为法’。”[８]

第三，在关键科技领域没有知识产权，就永远不能真正自立。 在23年前广东艺术师范学校的演讲中，杨院士针对一般情况下建国35年左右会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而我国本土50多年没有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对外技术依存度远超过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高达50%以上，大部分关键技术依靠进口的现状，敏锐地提出如果我们在关键科技领域没有知识产权，就永远也不能真正自立。提醒我们，这种状况绝对不行。因此，他指出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此事，这就不能不反思中国的教育。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富有远见的忠告，如果当时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国今天在 “ 卡脖子” 的关键技术上也许就不会那么被动地受制于人。

（三）杨叔子院士是一位教育家。 陶行知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说，我们常说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这三种都不是最高尚的，只有具有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和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两种要素之一的教育家，才可以算是第一流人物。[9] 我认为，杨叔子院士就是这样的“ 第一流人物”，一位高明的教育家。

作为教育家，杨叔子院士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一生致力于机械工程领域高级人才的培养。他亲手培养了100多名博士和硕士、10多名博士后。他们大都学有所成，活跃在各自学科专业领域和工作单位，挑大梁、做贡献。有的成为院士，有的成为“双一流”大学领导，有的当上了省部级领导干部，有的成了知名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等等。如何办学和育人？杨叔子院士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了“育人为本、创新是魂、责任以行”的办学思想，积极倡导“加强学科基础、拓宽专业面向、重视实践创新、发展健康个性” 的办学思路，从微观到宏观，积极大胆地推行教育教学改革，从微观上要求博士生背诵《老子》和《论语》，到中观上对全校学生进行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到宏观上积极倡导和大力推进中国文化素质教育，先后发表教育方面尤其是文化素质教育方面的论文超过60篇，主持的“在理工科大学中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面向21世纪机械工程教学改革”和“机械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教学改革综合实践的研究”等教学成果，先后于1997年、2001年和2005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993年1月，杨叔子院士成为华中理工大学第四任校长。此前，他连正副系主任都没有担任过。他担任校长，治校的特点，有点像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无为而治”的风格。他不是依靠权力，事必躬亲，亲力亲为；而是依靠文化，依靠党委，相信同事，大胆放手。他通过人格魅力，以文化人，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感染和引领广大师生追求卓越，争创一流。

杨叔子院士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虽然只有四年半，但成就巨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针对中国高等教育中多年来存在的“五重五轻” 现象，即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的现象，积极倡导和大力推进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在中国大学掀起一场人文“风暴”，为这一顺应潮流、针砭时弊、涉及根本、载入史册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与此同时，使华中科技大学成为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领头羊，以及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研究的重镇，大大提升了华科大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这对于杨院士这样一位理工科出身的科学家、理工大学的校长来说，要做成这一大事，真的很难，很了不起。

作为教育家，杨叔子院士具有系统的教育思想。其核心是教育“育人而非制器”。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要培养人，培养活生生的人。如果把学生当做机器人看待，就永远不可能给予学生原始创新的能力。因此，我们要注重培养思想感情健康、高尚、有思维能力的人，爱祖国、爱人民、爱民族的人，能表现出原始创新能力、能开拓的人。所以，我们应当面对学生，把学生当做人看待，很好地开发学生的思维、情感、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杨院士任上破格把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的学术大家，但因种种原因到退休时仍是副教授的涂又光先生重新评为教授，返聘到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授，使涂又光先生晚年得以充分发挥学术专长，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杨院士接触涂先生之后，深感相见恨晚，逢年过节必定登门拜访，与涂先生交流探讨，并自谦地说涂先生是自己的人文导师。他对我们组织开展涂又光研究给予热情支持和鼓励。他与涂先生惺惺相惜，君子互敬，连去世都碰巧在同一天：11月4日。

总之，对杨叔子先生89年的人生历程作一个深情的回望和深刻的追思，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寓高贵于质朴之中，十分纯真厚道而又聪慧过人的人；他是科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共和国伟大的儿子。在他身上，科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三位一体，有机统一，构建了其作为大先生的完整人格，成就了其卓越的人生，使他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成为当今时代知识分子成长的典范。

二、大先生之大，大在哪里

上面，从特殊性上阐述了杨叔子院士作为大先生，大在其集科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于一体。下面，从普遍性上来阐述，杨院士作为大先生，大在其具有大情怀、大学问和大德行。

（一）大先生之大，大在大情怀。情怀，是支撑一个人事业的基础。没有情怀，任何人都难以成就大事。凡成大事业者，必有大情怀。在杨叔子院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一种出乎本心的，源于对祖国、对人民、对学校、对师生、对家庭、对亲友的无私的爱而产生的不私、不虚、不妄，毫无矫情与做作的真诚、单纯和厚道。这一大情怀，正如季羡林先生说的，一是爱国，二是骨气 。“君子务本”，这个“本”，首先就是爱国情怀。这是与他从小受父亲的教导和影响分不开的。杨叔子先生5岁那年，日寇侵略铁蹄逼近其家乡湖口，父亲杨赓笙先生带着全家逃难。在逃难中，父亲教他人生第一首诗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其父边教边讲解，说：“看到月亮，就要想到故乡，想到湖口，想到石钟山，想到家乡父老，想到我们的中华民族，想到日寇侵占了我们的土地、蹂躏了我们的同胞。这是国家耻，这是民族恨，报仇雪耻，匹夫有责！”[１０] 后来几年间，在父亲的教导下，杨叔子学了《唐诗三百首》《诗经》《论语》《大学》《中庸》《 幼学琼林》《 古文观止》的部分文章和其他一些古籍，打下了培育民族文化、铸造民族灵魂的根基。正如他自己所说：“《 静夜思》这一纯洁之光，连同父亲交给我的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父亲清廉爱国的情操，一直照亮我的人生，让我的内心沐浴清辉。”杨叔子所受的系统扎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及其内化而成的爱国情怀和文化素养，正是激励杨叔子先生成为科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动力源和最深沉的力量。

正是这一大情怀，使杨叔子先生在被选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时，在气温零下二三十度的环境下，坚持每天早上四点起床读书学习，在等电车冷得要不断跺脚的情况下，仍能坚持默默地背单词、学外语；正是这一大情怀，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用在教学和科研上，他和夫人坚持30年在学校食堂吃饭；正是这一大情怀，使他当上校长后，依然没有丝毫的官腔和架子，在上班路上仍能不时停下来，耐心听取师生的诉求；正是这一大情怀，使他狠抓教师队伍，大胆提拔年轻干部，让他们尽快挑大梁，将来担大任，罗俊、王乘、骆清铭等被提拔时都不到40岁，他们后来分别成为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和海南大学的校长，罗俊和骆清铭还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正是这一大情怀，使他十分关心教职工及其子女教育，在学校经费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新盖了附属幼儿园，修缮了附中附小；正是这一大情怀，使他大力支持罗俊院士团队的科研工作，在学校经济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在引力实验室外面建了一座引力大楼，使引力实验室领先世界先进水平，被国际同行称为“世界引力中心”。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我再讲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来进一步说明杨校长对同事、对学生的关爱以及热情鼓励。1999年12月底，华科大为周济校长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举办庆贺大会。会上，杨叔子院士朗诵了一首诗以赠，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和庆贺之意。会后，我们几位学生随导师文辅相教授一起送杨院士回家。路上，杨院士把学生代表送的鲜花转送给文老师。我悄悄地问他为什么，他说，文老师是我们华工的理论家，自己写高等教育研究的文章，是向他学习求教而来的。多么谦逊和厚道的大先生，心中只有他人，常念他人的好。

还有一件事，2019年 6月，我应邀回华科大教科院做客“院友讲坛”。借此机会，我到杨院士住家拜访，向他汇报自己近年来的工作情况。赠送了拙作《北大校徽一解》《清华一解》以及岭南师范学院校园文化景观画册《景在哪里，教育在那里》。他赠送我一本《 往事钩沉》。 这是他突发中风后，断断续续回忆沉淀在岁月中的往事，以顽强的意志完成的带有自传性的著作。他拿起笔，用颤抖的手在扉页上艰难地写下：“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海鸥同志指正。杨叔子。” 十几个字， 整整用了近十分钟，每写一字，都像百米短跑，气喘吁吁。对学生的深情，气字互动，渗透纸背。拜访已超时。对我而言，这分分秒秒都是历史的凝固，将永远珍藏心中，化作前行的动力。杨叔子院士就是这样，总是把温暖和鼓励赠送给学生，留给后辈。

(二）大先生之大，大在大学问。这在杨叔子院士身上，体现着“做人，做事， 做学问”的统一。用他的话来说，“做人是灵魂，做事是躯体，两者的融合，就是做学问，真正的做学问” [11] 。所以，杨院士的学问，不仅体现在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上，还体现在其生活上。他的生活，处处散发着君子的人格魅力和学问的芬芳气息。

在杨院士身上，可以看到，学问代表着一种求真务实、为国为民的精神，一种严谨认真、老老实实的态度，一种求知探索、追求真理的志趣和热诚；代表着一种追求卓越、坚韧不拔、寓高贵于质朴之中的生活方式，这是需要长期付出艰苦劳动的寂寞的生活。尤为难得的是，其追求的学问，关注的不是个人利益和琐碎小事，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其学问与人生高度融合在一起，代表着一种蕴含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大学文化。

著名文化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在《再思大学之道》中说，大学传授与创新的知识，有 “知性之知”（科学），有 “德性之知”（道德），有 “ 审美之知”（美学），从而大学将不仅可“卓越”，亦可有“灵魂” 矣。[12] 杨叔子院士是科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诗人，在其身上凸显出“知性之知”、“德性之知”和“审美之知”三位一体的大学问家的画像。

像我国老一辈优秀科学家一样，杨院士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他不是那种文理分科造成的只懂科技不谙人文，或只懂人文不谙科技的人才，而是文理会通的优秀科学家，或叫大先生。如前所述，他不仅在属于自己的自然科学领域有深厚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而且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修养，对人文经典和古诗词信手拈来，出口成章，还会写诗，是一个诗人。杨院士坚持诗词创作60年，创作了约700 首诗词， 2017 年出版了 《杨叔子槛外诗选》。[13] 他擅长于在演讲和写作中引经据典，用诗词来丰富内涵，净化心灵，激发才情。这也成为其演讲和写作的一个特色。作为中华诗教委员会主任，杨院士大力呼吁让中华诗词走进校园。

从杨叔子作为教育家提出的系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治校理念，也可知其学问之大。譬如，杨院士认为，大学定位在文化里，文化的本质是人，是化人和人化，要注重以文化人，以人化文。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杨院士提出，要培养现代的中国人。如何培养人？就是要实现从注重专业教育、科学教育转变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在注重专业教育的同时，高度重视素质教育。如何办学治校？杨院士认为，一靠国家，二靠朋友，三靠自己。如何当校长？他提出校长首先应把眼光放在学校发展战略上，抓办学思想，抓发展方向；同时必须在战术上可行。无前者，是近视；无后者，是盲动；战略战术相结合，学会放手，依靠集体，聚合力量。办大学，学科建设是龙头，教学是立校之基，科研是强校之路，社会服务增加大学活力。管理就是服务，要注重办出大学氛围，办出大学特色。这样，大学才成为其大学的样子。

（三）大先生之大，大在大德行。杨叔子院士在《 杨叔子口述史》里说：“我一生的体会是，学好业务，做好工作，报效祖国，是最高的德行。” [ 14] 从这一点来看，杨叔子先生的德行既高又大，让人不得不充满敬佩和爱戴。

杨叔子院士是华中工学院的首届学生，本科提前毕业，留校当老师，成为学校最年轻的教授，成为我国上世纪80年代少数出国留学的教授之一，放弃留在美国的机会，回国后继续致力于机械科学和工程的研究，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后改称院士)，带出了一支高水平的团队，取得了卓越科技成就。

作为第四任校长，杨叔子院士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丰富发展，带领学校实现了“第四个转变”，即从注重专业教育、科学教育转向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在注重专业教育的同时，高度重视素质教育，推动学校发展上了新台阶。他率先倡导在全国高校尤其是在理工科高校中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作为专家组组长，他参加了首轮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带队到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11所大学开展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他到100多所高校做了300多场人文讲座，参与听众达30多万人次。所有这些人文讲座，他几乎分文不取，这足见其德行是何其高尚！

杨叔子院士一生诗礼传家、笃志报国。他秉承“清廉爱国，师表崇德”的家训，怀揣科技报国、文教兴国梦想，在60多年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勤勉敬业、尽心尽职，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尊重他人、依靠集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知行合一、为人表率，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贡献给了华中科技大学，为学校的建设和跨越式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杨叔子院士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曾提出了四句话32个字的箴言:“人生在勤，贵在坚持；敢于开拓，善于创新；尊重他人，依靠集体；理想崇高，自强不息。” [15] 这是他自己一生的成功秘诀。其夫人徐辉碧教授在接受我的访谈中就此32个字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归纳。她说，第一句“人生在勤，贵在坚持”的核心是“勤奋”。这是一生的勤奋，杨叔子从小到大，一直到去世都是非常勤奋的人。第二句“敢于开拓，善于创新”的核心是“创新”；第三句“尊重他人，依靠集体”的核心是“贡献”；第四句“理想崇高，自强不息”的核心是“爱国”。归结起来，杨叔子一生成功的秘诀就是勤奋、创新、贡献、爱国。从这也可以看到其修养、其德行。

大情怀、大学问、大德行，必然带来大影响。先生的本质在于积极而深刻地影响学生。作为大先生，杨叔子院士的影响力是积极深刻、广泛且久远的。2023年11月8日杨叔子遗体告别仪式上，华科大原校长李培根院士题写的挽联“攻专业究人之本人文融教育享誉千学万塾，去机心悟器之道科技和道德竟比百家诸子”，对杨叔子一生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许多著名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不少两院院士都发来唁电、慰问家属，或参加告别仪式，都可以看出杨叔子院士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力。

集学问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大先生杨叔子走了，但其情怀、学问和德行仍在，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影响着广大师生。杨叔子渐行渐远的背影，是我们的正面，是我们前行的方向。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杨叔子院士这样的大先生，需要从他身上感悟大先生之大，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本文系作者2023年9月15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大学之道”校长讲堂所作的演讲，发表时作者作了修改补充）

作者：罗海鸥，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兼职教授、 博士生导师，广东开放大学原党委书记。

本文刊发于《高教探索》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