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万泽玮、钟飞腾】
“印尼此举，并非针对中国等特定国家。”
7月5日，针对6月底印尼贸易部长哈桑宣布对进口纺织品征收200%的保障性关税消息，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海洋事务与投资统筹部长给出了最新解释。卢胡特强调，中国仍然是印尼在贸易和投资方面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并称：“在优先考虑国家利益的同时，我们仍致力于与友好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中国民众对印尼的观感向来比较矛盾：一方面中印尼双方近年来的合作成果斐然，“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双方共建的基建项目成果有目共睹，特别是雅万高铁已成为两国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同时印尼的巴厘岛、美娜多在许多中国人眼中也是旅游胜地；但另一方面，过去印尼曾有过的对待华人华侨的历史记忆，经网上舆论的某些添油加醋后，也成为不少人对印尼的成见来源。
印尼试图加征关税是对中国的某种“背刺”吗？如果细究它出台背后印尼国内政治经济的背景，不难理解这一举动的出台并非空穴来风，但从大局着眼，此举也不会影响中印尼关系健康发展的大方向。中方经济部门针对印尼方面加税产生的影响，同样有可行的解决之策。
印尼加税源于保护本国中小企业利益
此次加税并非佐科总统（注：今年10月，新当选总统普拉博沃将接棒佐科就任印尼新一届总统。）“拍脑袋”的突然之举，而是早已有迹可循。为何会在此时加税？我们可以从印尼国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出发来理解其原因。此次加税决定公布后，印尼主流媒体《罗盘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认为，此举是“保护主义行为”。
普拉博沃（左）与佐科（右）南洋商报
该文所言非虚，纵观印尼独立以来的历史，该国在经济问题上一直有较强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传统。与此同时，印尼十分依赖于资源和能源的出口，但在制造业发展和出口方面不如东南亚的其他中小型经济体，因而对贸易有着不太一样的认识。
印尼独立之初，为了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首任总统苏加诺直接将所有西方企业收为国有。第二任总统苏哈托通过军事政变取代苏加诺夺取权力后，为了改弦更张选择靠近西方阵营，大量引进日本外资。日资对印尼本土的工商业造成了严重冲击，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这种情绪最终在“马拉里事件”（Peristiwa Malari）中集中爆发。
“马拉里”是印尼语“一月十五日灾难”（Malapetaka Limabelas Januari）的缩写。1974年1月1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印尼并会见印尼总统苏哈托，雅加达爆发大规模暴力抗议游行。游行队伍以学生和小商人为主体，严厉谴责日本的投资是“新帝国主义行为”，要求控制日资、解散参与引进日资决策的总统特别顾问小组（ASPRI）。
田中角荣1974年访问印尼DATATEMPO
此后印尼政府虽几经变迁，类似的限制性法律条款却一直存在，民众对外国商品和投资的戒心久未消散。以银行业为例，直到2015年，除非外资同时收购两家银行并将之合并，否则印尼仍不允许外国投资者占有印尼银行40%以上的股权。近年来，佐科政府在医疗业和自然资源业试图放开外国投资占股限制的举措，也引发大量不满和质疑。
这种情绪也对本次印尼政府的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总结此次事件中印尼高官的表态，“安全”“国家利益”是关键词。
宣布加税的贸易部长哈桑在其声明中强调增加关税是一种“安全”措施，旨在保护印尼的商品免受外国便宜商品的影响，保护国内的产业。他的上级、海洋事务与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也指出，在国际层面贸易战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印尼需要以增加关税的形式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防止国内产业受到冲击。
从这些发言中可以看出，即使佐科政府深知外国贸易和商品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推出了不少便利贸易和投资的措施，但印尼政府依然难以摆脱国内的保护主义传统，在外来商品面前选择采取保护政策，有一定的必然性。
从现实层面来看，印尼政府此举确实有保护国内弱势产业的合理性。最近一些年，印尼国内相关产业饱受冲击。据印尼主流媒体《时代周报》报道，印尼国内多达36家纺织企业在国外便宜纺织产品的冲击下已经倒闭，还有31家陶瓷厂和多家电子厂裁员、倒闭，造成多达15万工人失业。印尼纺织企业大多是小作坊生产，产品价格很难与中国等国大工厂生产的产品相竞争。
不仅是印尼，整个东盟都面临着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赤字日益加重的问题。根据东盟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东盟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仅为62亿美元，2022年这一数字已经是1400亿美元，增长超过20倍。中国产品大量涌入东盟国家市场，对东盟各国的企业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其中当然包括印尼本土企业。企业需要印尼政府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纺织业免受冲击，稳固业者信心，印尼政府采取这样的措施，在逻辑上有其合理性。
印尼举措不完全针对中国，力度不太可能过火
然而，印尼国内市场是很难完全与质优价廉的商品和原材料供应隔绝开来，这一点印尼企业也十分清楚。代表印尼经济界的印尼工商联合会就表示，他们并不反对此次举措，但要求政府让企业更多参与到最终关税的确定过程中，多多考虑企业的利益。一方面要杜绝外国产品对本国产业的冲击，增强本国产业的竞争力，但与此同时，也不能让本国企业难以获得原材料。他们的这一表态，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对此次举措也存保留意见，并非完全支持增加关税。
在企业表态的影响下，印尼政府的态度从6月25日来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印尼政府采取加税的举措本是为了救助企业，在企业不可能完全拒绝中国产品的情况下，政府的举措便不会过火。
7月2日，佐科总统召集经济事务相关的部长举行会议，讨论了增加关税的相关事项，但是与6月25日相比没有任何显著进展，只是指示相关部长做好分析和报告，两周内由海事统筹部长卢胡特负责形成一份政策建议，再由佐科做出最终决定。7月5日，贸易部长哈桑对媒体表示，加税的具体税率尚在计算中，不一定对所有商品都是200%，有可能只是50%。
截至7月7日上午，卢胡特和哈桑再次就加税问题表示，此次加税完全不针对中国，只是印尼政府针对国外产品倾销问题做出的必要反应，印尼方面会在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维护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友好关系中求得平衡。而此次加税的始作俑者哈桑也表示，加税是针对扰乱了印尼市场的外国产品，不是只针对中国产品，加税的对象具体包含哪些产品，印尼方面也尚在讨论中。这一表态相较于6月25日而言可谓大大软化。
对于美西方最近威胁对华新能源汽车出口加征关税这一国际层面的类似事件，印尼官方并无详细表态，而舆论的表态则亦颇为微妙：在事实性报道的基础上，主流媒体安塔拉通讯社（ANTARA）、第六频道（Liputan6）等都详细报道欧盟内部在对华新能源汽车出口加税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第六频道甚至详细报道欧美专家对美国类似行径的批判。
舆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说明，印尼官方仍在斟酌，并不想把原本为了保护本国产业而出台的关税政策变成攻击中国的武器。
五菱在印尼发布新款电动车视觉中国
卢胡特明言，印尼不会追随美西方去搞什么对华贸易壁垒。实际上，比起追随西方在贸易方面打压中国，笔者认为印尼政府此举更像是政府内部的部分部长在讨好和试探新当选总统普拉博沃。如今的印尼正处在政权交接的关键时期，佐科即将把权力转交给历史上极为支持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普拉博沃。
而一个颇为巧合的事实是，佐科政府与经济事务相关的多名部长均来自支持普拉博沃最为积极的专业集团党（Golkar）和国民使命党（Partai Amanat Nasional）。这让人不禁怀疑，在这样一个时刻突然采取保护性关税措施，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相关部长误读新总统的偏好。而当部长级层面的这一举动，并未得到在任总统和候任总统足够积极回应的情况下，相关部长的表态便开始逐步软化。因此，本次加税的实施幅度究竟如何，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中方平常应对即可
中方应如何对印尼方面此举做出回应？笔者认为，做出克制、适当的回应即可。
从6月25日至今，中方对印尼方面此举保持了足够的克制。截至7月7日上午，笔者未见中国外交部、商务部、贸促会、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等相关部门，发布有关此事的任何内容。实际上，佐科总统任期10年内，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与中国展开的合作给印尼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一点是任何势力都不可以也不可能抹杀的，印尼政府相关官员对此心知肚明。
印尼企业受到包括中国产品在内的廉价商品冲击究竟有多大，需要结合行业和企业层面的数据加以核实。印尼政府保护本国弱势产业是情理之中的举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印尼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特别是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很大，因而不会让中印尼经济合作成为实施保护政策的代价。这一点不仅是佐科政府一直坚持的，也将会由在佐科政府担任五年国防部长、早已放下对中国成见的普拉博沃及其领导的政府继承。
从国际层面来说，印尼要落实自己“自由而积极”的外交政策，也不可能真的彻底触怒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像美国那样和中国打“贸易战”，这只会让印尼得不偿失。因此，中印尼关系的大方向不会因为此次事件发生太大变化。
面对接下来印尼政府可能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中方首先应该做的仍是保持冷静克制，同时积极与印尼方面保持沟通；要准确评估印尼国内企业受影响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考虑印尼政府是否还会继续坚持保护性关税措施，特别是税率是否还会保持在200%的高位。
如印尼方继续推行这一措施，中方应利用好近年来形成的中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等双边合作机制，与印尼方面保持磋商，充分考虑印尼方面的利益诉求，寻求双方利益最大公约数。
此次事件也对“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能合作要注重互利共赢。过去很多人认为，中国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将自己的“落后”产能转移到沿线发展中国家。
在这些人眼中，“落后”产能就是指纺织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技术含量不高，污染等副作用反而很大，应该由印尼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接盘”，这也是西方产业转移的实际操作。然而“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的吸引力在于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弱势产业，这正是中方强调产能合作而不只是产业转移的关键之处。
印尼妇女晾晒五彩织物视觉中国
二是要充分注意到美西方对华的关税战有外溢效应。过去几年，为了规避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中国一些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东南亚，在东南亚组装成制成品后出口到美国。围绕关税的问题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因为保护主义虽不利于双边关系，但印尼国内相关团体对此有需求，也可能造成传染效应，惹来其他国家的政治反对势力。
这进一步提醒中国，在与印尼这样发展势头较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些国家保护弱势产业的需求，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时尤其要注意当地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受益前景，而不只是考虑中方的需求。考虑到中国产业强大的竞争力，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转移到这些发展中国家时，有很大概率会挤压这些国家居于弱势的同类型产业。
若要在当地扎根，中国企业就必须创造出真正互利共赢的局面，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忘记，印度之所以无法在最后一刻参加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是因为印度的反对党拿国内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和就业说事。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加强和带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时，应更加精细，多方位考察印尼的市场环境。就印尼而言，我们目前已经是它的第二大投资来源国。中国企业在印尼的基础设施、原材料、汽车以及电子商务等领域有广泛的合作。
印尼人口和经济总量均占东南亚的40%，在东南亚具有突出地位，不少企业均将进入印尼市场作为进军东南亚的重要目标。因此，中方就应该重视印尼各方面的反馈。目前，印尼人均GDP4000多美元，相当于中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发展水平。印尼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加工制造能力的提升空间很大，为此，在生产链的中游环节会有较大的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