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空俯瞰莫罗瓦利的大型工业园精通中英文和印尼语的学者赫蒂彻长期研究印尼矿区及其周边社群，她告诉我，在工业园的所在地莫罗瓦利，最赚钱的生意是盖工人宿舍：用木板和塑胶板，只要不到3个月时间就能建好。“你号称要建园区外的工人宿舍，只放上一块基石和一块砖，未来的10个房间就被预定出去了。”上世纪60年代，巴西淡水河谷（Vale）和美国自由港麦克莫伦（Freeport-McMoRan）公司就曾来苏拉威西采矿。他们往往要求员工有大学学历、会说英语。“中资企业的一个不同之处是，他们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为本地人创造了大把大把的就业机会。”印尼塔杜拉科大学（Tadulako University）教授穆罕默德·巴西尔-西奥（Muhammad Basir-Cyio）研究了30年位于苏拉威西岛的金、铜、镍等各类矿区和外国矿业公司。他说，IMIP园区的建设初期遇到了“不雇佣本地工人”的质疑，引起了一些反对游行，但这种声音随着园区的成型而慢慢消散。青山对员工外语没有要求，基层岗位只需要高中学历和上岗前的培训。“这样的安排是更惠及大众的。”巴西尔-西奥说。成千上万放弃务农和公务员岗位的印尼人在IMIP园区第一次戴上象征初级工人的“黄头盔”。新工人大多来自爪哇岛和印尼主流社会之外的农业边缘社群。位于苏拉威西岛东南方向、比苏岛更加偏远的穆纳岛便是其中之一。穆纳岛北部码头位于纳帕巴拉诺村（Napabalano），村长卡提娅尼（S. Pi. Kartiani）告诉我，这个4000多人的聚落第一次感受到IMIP园区的吸引力是在2015年。那年5月，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带着5位部长来到IMIP，并亲自宣布作为园区首个不锈钢生产项目的“青山一期”正式投产。三五个月后，村里已经有20多个人在IMIP园区上班了。穆纳岛政府职员的收入大概是每月30万到100万印尼盾（约合130～440元人民币），而IMIP园区的印尼员工们告诉我，他们入职的起薪就有五六百万印尼盾（约合2200～2600元人民币）。“谢天谢地，工作机会给穆纳岛和我们的村子都带来很多变化。”卡提娅尼说，“人们建起新房，把孩子们送去学校，也买得起摩托车了。”如今，卡提娅尼说她的村里有约50人在IMIP园区上班，当地年轻人则认为这个数字有100多。但从去年年末开始，人们对工业园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2023年12月24日清晨，一队由两国工人组成的队伍正在检修IMIP园区内的一座堆积了过多冶炼残渣的高炉。根据两位中国员工提供的一份内部通告和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尼工人的说法，检修队需要更换高炉内的耐火砖并清理炉渣。但由于高炉降温不充分，当焊工开始装卸铁板作业时，炉渣从切口溢出，与现场可燃物接触发生火灾。最终，爆炸造成了至少8名中国工人和13名印尼工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曾被高收入掩盖的园区和当地社区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在莫罗瓦利的一家吊脚楼咖啡厅，我见到了30多岁的园区工人苏帕迪（Supardi）。“那里什么都没有了。”还没等我落座，他就指了指红棕色的海水告诉我，水曾是深蓝的，有很多鱼。苏帕迪抱怨，他以前有跑步的习惯，但自从来莫罗瓦利打工后，由于空气中的灰尘烟霾和拥挤坑洼的道路，现在他下班只会回宿舍刷短视频。一位IMIP的员工与我分享了2023年园区的环境与社区发展内部报告显示，该区域的空气和水污染已经对工人们的健康造成了影响。在园区外围的6个村，四分之一居民的住宅离被污染水源不到10米；另有41%的居民会有干咳不止的症状。在附近的12个村子，因营养不良和肠胃感染而有生长发育迟缓迹象的儿童较一年前上升了50%。据园区附近的巴哈多比社区医疗中心（Bahodopi Community Health Centre）统计，2023年前4个月，员工的肺结核、急性咽炎和急性鼻炎病例数量较2022年同期有显著上升。
工人换班期间的交通拥堵是莫罗瓦利周边工作及生活的常态环境和健康并不是苏帕迪担心的全部议题。作为工人圈子中的活跃分子，他组织过工人游行，抗议所在车间为了赶产量要求他们加班到一天12个小时。由于莫罗瓦利这些年物价和房租飞涨，他还跟IMIP园区和所在驻园公司的管理层进行过涨工资谈判。工作中的安全事宜和园区诊所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在去年的爆炸后进入到苏帕迪的视野。这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担忧。印尼非政府组织“工会权利中心”（Trade Union Rights Center）指出，去年12月的事故只是“冰山一角”，仅在2023年1月至9月，IMIP园区就发生了19起生产事故，造成了16人死亡，37人受伤。“越来越多的印尼工人会想，中资公司是不是没有能力和信得过的系统来保护我们，特别是在职业安全方面，”中心的执行董事安德里克·欧唐（Andriko Otang）担心，“如果坐视不管，负面情绪可能会‘滚雪球’，引发社会上的信任危机，进而影响两国间的政经合作”。
在家人眼中，个子不高的陶菲克性格沉稳内向，热爱和擅长与树木有关的一切。陶菲克在2002年高中毕业后当起了木匠，家里的橱柜、桌子和椅子都是他亲手做的。他还会做些动物形状的木雕工艺品。做森林警察，也和他的天性和爱好匹配。但通过漫长的路途，陶菲克这样的人，与以自然为生的生活方式告别，进入现代工业的丛林。此行跟随我们的当地记者阿克巴尔·阿赫迈德·福阿（Akbar Ahmed Fua）报道了10年肯达里和东南苏拉威西地方政治，这是他第一次来到IMIP园区。他与陶菲克年龄相仿，二人同在穆纳岛出生长大，同样在来到莫罗瓦利之前没见过大工厂。福阿把工矿新城带来的冲击称为“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黄头盔”们要开始习惯斋月和双休日都可能要上班的安排，以及昼夜颠倒的轮班作息。成为初级焊工后，陶菲克主要负责锅炉和管道检修，上晚7点到早7点的夜班。后来，他被转到了早上7点到下午5点的日班。但摩托车堵车现象在上下班高峰时间十分严重，有时能堵超过一个小时，因而他需要5点起床。下班之后，陶菲克面对的生活环境与穆纳岛的田园牧歌相比也难言体面。当地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与园区匹配的市政环境。行走在工矿小镇上，我几乎看不到垃圾桶，而拐角处、排水沟和路旁都堆满了垃圾。在IMIP园区供职过的环境研究员易卜拉欣（Ibrahim）说，园区周边每天产生几十吨垃圾，但当地政府至今没有建成垃圾处理场。垃圾最多的街口，通常离工人宿舍不远。在一间20平方米的简易开间，我们见到了陶菲克的堂弟帕林·西德亚特（Parlin Hidayat）。在2018年成为一名油气管道检测员之前，他的主业是为自动提款机填充纸币，月收入是200万印尼盾，来了IMIP之后收入是以前的3倍多。尽管如此，他简陋的房间依然空间有限，在放下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灶台和各种杂物之后，我们只能盘腿坐在刚进门的小块空地上聊天。西德亚特说，陶菲克以前也住在类似的工人宿舍中，他们每个月要花100万～150万印尼盾租这样一间房，而这样的价格赶上了雅加达。偶尔串门时，他们会聊起穆纳岛的家人状况，也会一同抱怨在莫罗瓦利生活工作的环境对身体的消耗。“和6年前比，我现在胸口会疼，有时喘不上气。可能因为厂区熔炉运转时的噪声，我耳朵的听力也大不如前。”西德亚特告诉我，“但没办法，我还有新房的房贷要还。”在规划IMIP园区周边时，本着普惠的原则，青山希望让当地人用自己的方式，跟着青山一起发展。但两位研究人士提到，在巨额外资面前，印尼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习惯了“互相踢皮球”，园区之外的环境几乎没有任何统筹规划可言。像给IMIP园区工人的生活场所建设垃圾处理设施这样一个项目，便会落在雅加达和莫罗瓦利县地方政府权责关系不明的中间地带。印尼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员哈比卜·阿比扬·扎克万（M. Habib Abiyan Dzakwan）在今年2月调研了IMIP园区周边，对当地政府不同部门的八九位负责人进行了访谈。他了解到，IMIP园区作为印尼的国家重点项目，只有雅加达可以发放、暂停或撤回采矿和生产许可，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对园区和园区内企业的生产活动和排放进行监测和惩罚；而雅加达在批准扩大园区产能时关注更多的是财政收入，而非本地社群面临的问题。地方政府官员也会和IMIP园区负责人互动，但更多是园区请地方官员去参观。“如果雅加达官员想看看园区，他们更愿意直接飞到园区的私人机场，对外面的世界并不那么感兴趣，”哈比卜说。
今年5月15日，青山和部分进驻在IMIP园区的中国企业派人来到雅加达，同各个中资园区的工人代表们举行了管控风险的闭门会议。这也是中国民企第一次与印尼工人面对面。作为与会的莫罗瓦利工人代表，苏帕迪在中企面前提出了严格执行印尼“K3”国家职业健康安全标准（Keselamatan dan Kesehatan Kerja）、扩建当地诊所和增加救护车队伍等现实诉求。他还透露，双方正在通过印尼的非政府组织、印尼国家级工会和中国的社会团体建立起一套问题反映机制，目标是每个月都可以让工人遇到的难处直达中国企业总部。苏帕迪告诉我，与会的地方工人代表们同意，只要“真正的老板听得见”，便不再有什么示威的必要了。赫蒂彻告诉我，IMIP园区的企业社会责任团队几乎是昼夜无休地调研并解决社区遇到的各类问题，比如停电、垃圾清理、下雨发洪水等等。“大量垃圾堆积到工人居住区会导致疾病传播。我们也多次制订计划派重型车辆去清理垃圾堆，但清理仅一周后，垃圾堆就又出现了。”IMIP园区发言人德迪·库尼亚万（Dedy Kurniawan）回复了我们的采访申请，“当地政府没有提供垃圾处置场所，我们最终决定与中国企业一起建造一个垃圾处理设施，并已经购买了一台焚烧炉。”库尼亚万说。这套设施预计在2024年8月初投入使用，每天能够处理多达80吨的垃圾。针对生产安全的问题，库尼亚万表示在去年年底的事故后，中国印尼双方对“安全规程进行了许多改进”，而且还定期为员工提供安全培训，把工人们送到雅加达“甚至中国学习操作安全流程”。为了便于沟通，园区还为印尼工人提供中文课程，也开始为来自中国的工人提供印尼语培训。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企业公民与工会社会工作委员会副总干事王小兵和印尼“工会权利中心”组织了这次雅加达的闭门会议，他认为，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正在意识到，同非营利性机构和当地社群代表打交道，也是国际经贸局势对中企提出的必然要求。“以前，我们认为企业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好的。作为一个以本土为唯一市场的企业，这暂时是没问题的。但当你进入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你还坚持只把工厂做好的单一观点，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落后。”王小兵告诉我。“德国和欧盟等通过的供应链尽职调查立法，实际上把企业社会责任或者是环境社会治理绩效和贸易直接挂了钩。”王小兵说，“如果非政府机构有你的负面消息，你依然没有对他们提出的各种议题有所回应，那么这些非政府机构会用各种他们的方式进行扩大影响，向所在国公共采购机构施加影响，甚至向某些国家的执法机构发起投诉，这样一来就可能影响乃至失去订单，对企业来说是致命的。这里我们必须特别提示注意的是，美国所谓的‘强迫劳动法案’执法的依据不再是谁主张谁举证，而是只要符合‘合理怀疑’就可以采取货物暂扣的行政措施。”近年来，“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成为关键矿产产业链上的热词。3月末，知名咨询公司“基准矿物情报”（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推出了“绿镍”（Green Nickel）指数来为可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的硫酸镍定价，这一价格将基于79项ESG指标。今年5月，青山实业集团紧跟潮流，发布了首份年度“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其中包括在IMIP园区附近修建光伏发电站、水电站和规划建设生态保护区等的计划。“如果中国企业真的坐下来跟当地工人面对面了，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美国赖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Baker Institute）的能源、矿产和材料研究员米歇尔·米克特·福斯（Michelle Michot Foss）告诉本刊，“这可能影响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可能让世界其他企业的经营方式发生一些建设性的变化。打破这样的资源诅咒并不容易，但至少他们想留下，想学着去打破循环——尽管这个学习阶段可能很痛苦。”因陶菲克的遇难，IMIP园区为维拉瓦蒂提供了6亿印尼盾（约合264600元人民币）的抚恤金，她希望用这笔钱再修缮下房子，开个杂货店。园区还答应承担她未来的医疗保险和两个孩子直到大学的学费。女儿格比（Gebi Taufik）是今年纳帕巴拉诺村高中最优秀的毕业生。“她就要继续上大学了。”维拉瓦蒂说，“如果（女儿）有机会回到莫罗瓦利工作，那就让它发生吧。”维拉瓦蒂还向我展示了她右手腕的金色手镯，上面镶着一颗小佛珠。“这是陶菲克的中国师傅给他的，他教会了陶菲克如何焊接。”她的新家里现在还有中国人送他的调料和水杯、帽子这样的小物件，而陶菲克每次会回赠他亲手制作的木雕。她记得，这位中国师傅前年离职回国了，因为他告诉陶菲克，莫罗瓦利“太遥远了，他很想家”。（里扎·索尔曼和阿克巴尔·阿赫迈德·福阿对本文有很大贡献。应采访对象对于安全和隐私的要求，文中赫蒂彻、苏帕迪和易卜拉欣为化名。感谢许振华、赫蒂彻和葵予提供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