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政府拟推出第三轮税务特赦（Tax Amnesty）计划，引发各界关注。
对此，印尼税务与财政研究机构 DDTC 的研究总监巴沃诺·克里斯蒂亚吉（Bawono Kristiaji）指出，在推动该政策之前，政府与国会（DPR）需明确其合理性，并慎重考量六项重要因素。
1. 收入效益趋于递减
巴沃诺表示，税务特赦可在短期内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但若频繁实施，效果将递减。2016年，印尼首次实施税务特赦计划，成功带来135万亿盾的税收；然而在2022年自愿披露计划（PPS）中，仅获得61万亿盾。他认为，与其依赖“特赦型”收入来源，不如聚焦持续性的税收改革。
2. 税基扩张不靠特赦
尽管税务特赦被视为扩大纳税人基础的一种方式，但实际数据显示，即使在没有特赦计划的情况下，我国的税基仍实现了两位数增长。2023至2024年间，登记纳税人从7400万增加至8670万（增长17%），背后得益于国家身份号（NIK）与纳税人号（NPWP）的整合、福利实物课税规定、数据交换协议（AEOI）等政策。
3. 可能削弱纳税人自愿合规性
反复实施税务特赦，可能误导纳税人认为政府执法软弱，从而削弱他们的自觉纳税意愿。“这不是赦免，而是无力”，巴沃诺警告。他强调，真正的税收合规应依赖于严格执行法规，而非频繁给予豁免。
4. 非决定性因素推动资本回流
政府也许希望借由税务特赦吸引海外资产回流，但巴沃诺认为，影响资本回流的关键在于国家税制是否有吸引力。若印尼能从全球征税制（worldwide）转向属地征税制（territorial），将更有效促进资金回归，而非依赖特赦。
5. 可作为税收公平的工具
在当前贫富差距悬殊背景下，税务特赦也可作为一种“团结税”（solidarity tax）机制，敦促高净值人群主动申报并缴税，从而实现更公平的税负分配。“这是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方式，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正义回应”，巴沃诺说。
6. 引入税务新时代的起点
巴沃诺指出，第三轮税务特赦也可以被设计为开启税务改革新时代的“过渡工具”。例如，若政府准备启用核心税务系统（core tax system）、设立新的税务机关或推动重大体制改革，则可通过税务特赦作为政策启动前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