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48年，印尼开国副总统哈达提出“在两块暗礁之间划船”的“积极独立”的理念，奠定了印尼外交政策的基调。这一传统有时被误解为印尼在大国博弈中仅求明哲保身，在国际事务上则置身事外。
但近年来，印尼正逐步在国际舞台上塑造更为主动的形象：一方面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不断推动东盟机制的发展，以分散大国博弈在区域的外溢影响力。另一方面则同时与中美深化合作，在大国间实现对冲。
此外，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总统普拉博沃宣布印尼准备派遣维和部队前往加沙，并强调了印尼在应对气候危机、推动绿色能源转型上的积极作为，展现出印尼在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议题中兼具“调停者”与“行动者”的姿态。
然而，印尼的外交雄心受到的内外掣肘也越发清晰。一方面，作为全球重要的“摇摆国家”，印尼地处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战略要道，北部毗邻南海，始终处于中美竞争的焦点。印尼既依赖中国的投资与基础设施合作，也离不开美国在制造业和消费品市场上的支撑，在“选边”问题上仍旧面临压力。
另一方面，国内压力更加直接。作为岛群国家，印尼内部存在复杂的族群与地区差异，加之财富分配不均、通胀和就业困境等结构性问题，社会不满情绪容易累积。今年8月至9月间，全国多地爆发抗议，反映出印尼体制与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在此背景下，领导层不得不在维稳与外交抱负间进行权衡。
面对复杂的内外环境，印尼还能在“积极独立”的外交航道上保持方向吗？
近日，印度尼西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埃薇·菲特里亚妮（Evi Fitriani）在IPP国际会议上阐释了印尼“之”字型外交的经验——在全球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之间不断切换，同时定位为桥梁与调解者。
在他看来，印尼外交决策并非出自对“全球南方”或“全球北方”的身份认同，而是国内因素与外部因素互动的结果。其中，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其实并非外部环境，而是国内政治：领导人如何界定威胁、兑现承诺，以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优先序之间的权衡，往往直接塑造对外战略决策。
埃薇·菲特里亚妮（Evi Fitriani）
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
*文章整理自菲特里亚妮教授在第十二届IPP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演讲原标题为“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其对多极化的影响：印尼的经验”。
我想结合“全球南方”这一主题，谈谈印尼在外交实践上的的经验。
从大的背景来看，当今世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面临冲击，联合国改革也屡屡受挫。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应当对联合国抱有希望。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科技的迅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格局。近年来，各类新机构与新倡议不断涌现，推动世界迈向多极化。
普拉博沃在联合国大会第80届大会上表达了印尼对包括加沙地带冲突、气候变化以及清洁能源和粮食危机等一系列问题的关注。图源：路透社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尼是如何理解全球局势的？
对印尼而言，新兴大国的影响不仅仅来自经济和科技实力，还在于软实力。比如，中国是如何在印尼塑造了良好形象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给印尼等国带来了哪些启发？
我认为，我们理解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包括软实力的综合展现。
而这恰恰是美国所忽视的部分。过去五年间，一些国家的做法削弱了国际机构与多边主义。在许多印尼学者看来，这折射出国际权力关系最糟糕的一面：大国为所欲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体系正经历深刻重塑，从集中化供应链逐步过渡到多中心经济格局。
印尼既感受到地区和全球的压力，也在试图把握其中机遇。从历史上看，印尼与全球南方的联系非常紧密。印尼是1955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的东道国，也是后来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对于印尼而言，与亚洲、非洲、美洲那些同样在艰难摸索的新兴国家结交，是一种传统，更是一贯的立场。
1965年4月，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大会上的印尼青年。图源：新华社
当然，印尼的外交方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不同领导人的治国思路不断调整。在苏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总统执政时期，印尼更强调区域合作，推动建立东盟（ASEAN），并积极改善与当时所谓“全球北方”国家的关系。
长期以来，印尼走的是一种“混合”路线：一方面继续深度参与全球南方的事务；另一方面又通过二十国集团（G20）与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还曾成为经合组织（OECD）的成员；同时也与发展中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如今更是加入了金砖国家（BRICS）。
因此，印尼在“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之间不断切换，以一种“之”字形的动态姿态开展外交。
看上去或许不够一致，但始终贯彻的是“积极独立”的基本原则。
但如果深究“之”字形外交的成因，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印尼外交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外部环境，而是国内政治。
许多学者强调外部力量对印尼外交政策的塑造，但对印尼来说，无论是靠近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合作，还是坚持不结盟，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国内政治生态。
领导人如何看待威胁——既包括外部大国，也包括国内动态——以及他如何在内外展现自身权力，往往直接影响外交选择。外部压力固然存在，但最终依赖于被领导人的认知和判断。
9月20日，示威游行者在印尼雅加达街头游行。图源：法新社
这就引出印尼外交的另一个核心原则——“积极独立”。这里的“独立”并不等于“中立”。印尼强调独立，并不是消极置身事外，而是要保证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在国际事务上替我们做决定。
印尼始终坚持，根据自身判断去决定与谁合作、如何合作。因此，有时印尼会选择与西方合作，有时与东方合作，也可能与全球北方或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一切取决于我们的自主选择。正因如此，印尼从未加入任何军事同盟。我们是东盟的创始国之一，但东盟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内部保留了很大的灵活性。
从宏观层面看，印尼外交决策并非出自对“南方”或“北方”的身份认同，而是国内因素与外部因素互动的结果。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执政当局对公平与均衡的关切，往往是最核心的考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衡量大国的政策（如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评估东南亚及东亚地区动态是机遇还是风险，并判断全球环境——例如我们是否信任国际法和相关制度。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内因素本身也会不断变化。不同领导人上台后，优先顺序可能从政治转向经济，再转向社会公平，这些考量会不断轮替。
过去十年凸显了一个特点，那就是总统必须兑现竞选承诺。
因为民主制度与维持政权的需要，使领导人必须向选民证明，他们既能提升国家主权和实力，又能兑现承诺。这一点在现任总统的外交政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设定印尼的国际角色时，领导人通常会考虑几个层面：
首先是在东南亚要发挥带头作用，展现主动性；
其次，作为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一员，我们在伊斯兰世界中也有重要地位，能够与穆斯林国家沟通，也能与那些涉及穆斯林相关议题的国家交流。
在政治上，印尼往往自视为一个中等强国和调解者（mediator）。而在全球层面，我们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一座“桥梁”，连接南与北、东西之间。但也正因如此，印尼很难在“全球南方”或“发展中国家”中保持完全一致的角色，因为我们同时也与“全球北方”保持合作，建立紧密网络。
1月，普拉博沃与莫迪在新德里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包括健康、安全、数字技术与海事合作在内的协议。图源：新华社
综上所述，印尼虽然常被视为全球南方国家，但其经验表明：印尼在全球南方中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发展与国情。国内政治的作用，使得印尼难以在全球南方长期维持完全一致的角色，最终形成“之”字形外交路径。
然而，正是“积极独立”的原则，使印尼能够在多极化世界中，建立广泛而多维的伙伴关系。我们努力同时维系与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东方与西方的关系，这正是印尼“积极独立”外交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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