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平生活照
口述/萧平整理/《环球》杂志记者叶平凡（发自雅加达）
编辑/胡艳芬
我是印度尼西亚第三代华人，1953年出生于雅加达。2001年，印尼政府正式废除禁止华文教育的法令后，我率先创办了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培民学校，这也是印尼恢复华文教育后最早设立的全日制华校之一。办学25载，培民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已在印尼5座城市布局了6个校区，在校学生超过4000人，位于印尼新首都努山塔拉的第7个校区目前正在建设中。
我很欣慰地看到，培民学校现在已成为印尼华文教育的一块金字招牌，也为中国-印尼人文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这份成就，既完成了先父的遗愿，也实现了我毕生的梦想。
萧平（左）与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谢锋会面
教育理想，家族寻根
我们萧家是客家人，祖籍是中国广东省梅州市石扇镇湖下村，据族谱记载，家族是西汉王朝萧何的后裔。
萧家祖上世代行医，我祖父是当地知名的中医，也精通武术。20世纪20年代，祖父下南洋到印尼扎根，之后陆续将子女接来团聚。他虽未正式从事教育工作，却乐善好施、学生众多，在当地很受敬重。
父亲萧孟安自幼酷爱学习，不仅博览中文典籍，还有扎实的英语基础。1950年新婚的他，经英国驻印尼大使馆推荐，参加了剑桥大学数学系的函授课程，一学就是7年，成绩优异。可惜最终因无法承担路费，父亲未能前往英国参加毕业考试，只拿到了修业证书。但在那个年代，这已是极为难得的成就。
1952年，父亲进入当时印尼最好的华文学校——巴城高中（雅加达在殖民时代称为巴达维亚），一边学习一边教学，很快成为学校知名的数学老师。最令学生们敬佩的是，他能拿着英文原版教材用中文授课，还能徒手在黑板上画出规整的圆形。因声名远扬，当地一些大学的数学系教师遇到难题也会向他请教。
我的伯父萧孟湖，曾先后担任印尼巨港、茂物华校的校长，叔叔萧孟木（笔名萧凡）在父亲帮助下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后来回到中国深造，成为暨南大学的教授。
除了诗书传家，我们一家人一直投身印尼华人社会的公益事业。祖父曾凭借个人威望，平息华人社团之间的纷争；二战期间，父亲和他的表弟加入了印尼华侨地下抗日组织“复兴社”，从事外围工作，一度为躲避日军追捕而躲进深山；20世纪50年代，作为巴城高中教师，他们积极参与爱国爱侨的相关工作。
我的外祖父尽管只有小学文化，但事业有成后，特意在位于雅加达市中心的门登地区创办了铭华学校，这所学校后来成了雅加达的知名华校。外祖父交游广泛，我父母结婚时，他特意告知亲友，只收礼金不收礼品，并把所有礼金用于华校的运营和建设。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国内遭遇经济困难，长辈们带头号召亲友，寄送大量物资回乡，接济乡亲。
父亲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他终其一生只是一名普通的教书匠，但1962年回国省亲，是他“人生中最光彩的一年”。在北京时，父亲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阅兵。随后，又有幸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庆宴会。这段经历成了父亲毕生的骄傲，他常向家人讲述，我听得耳熟能详。
我从小就常跟着外祖父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看电影、欣赏文艺演出，直到今天还能记起不少中国老电影的桥段。我也喜欢听长辈谈论时事，听他们讲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万隆会议的故事，讲当地华人社团如何齐心协力保障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1966年4月5日，我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天。那天是清明节，家族扫墓后返回城里外祖父家聚餐，我们从电视新闻里看到华校大门被大铁链锁住的画面，长辈们叹气说，学校终究还是被查封了。
第二天，我和姐姐依旧背着书包去新华学校上课，父亲也照常赶往巴城高中上班。可一进校门，就看到多名军人把守，气氛格外紧张。走进教室后，老师告诉我们，“这是华校师生最后的相聚，明天就要各奔东西了”。
从那时起，父亲失业了，我也失学了。
萧平家族老照片（中排右一为萧平、后排右三为其父萧孟安、前排右一为其母张菊霞）
顺应时势，兴办学校
那时我12岁半，突然不用每天辛苦温习功课了，一时感到很开心，但很快就开始无比怀念在学校的日子了。等了半年，复校依旧无望，父亲于是请来各科老师授课，召集亲友的孩子在家中学习。
后来，我曾以无国籍身份进入一所教会学校学习，又辗转赴香港读了两年大学，肄业后开始帮家里打理生意。
1993年，父亲突然离世。因为来不及准备，家里本想丧事从简，所以只在殡仪馆租了一间灵堂。可人们得知消息后纷纷赶来，说灵堂太小，来吊唁的人太多，坚持要另租一个更大的场地。亲朋好友，尤其是父亲的学生，凡能赶来的都来了。守灵的第一晚，灵堂增加到3间，第二晚5间，第三晚变成7间，殡仪馆甚至不得不临时腾出二楼的杂物间，改作灵堂。我想，父亲的在天之灵看到这样的场景，也会感动落泪。
父亲临终前嘱咐我，倘若将来有机会为印尼华人做些事，一定要义无反顾。我知道，他心中最牵挂的，是那中断了30多年的华文教育事业。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印尼经济濒临崩溃，随之而来的大规模骚乱中，华人成为主要受害者。我们一家也亲历了那场风波，局势最紧张时，全家20多口连夜逃往新加坡。我们抵达新加坡机场时的照片，登上了当地报纸头版，当时我儿子甚至光着脚，连鞋都没来得及穿。
骚乱平息后，印尼社会逐步恢复正常。国家痛定思痛，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族群矛盾得到缓和，多元文化受到尊重。
2000年前后，我与朋友聚会时大家总唉声叹气。原因是许多华人家庭当时面临一个共同困境：此前因政局动荡，不少人无奈将子女送往国外读书，大多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邻国，也有些送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子女长期不在身边，甚是挂念，高昂的留学费用也加重了家庭负担。如果让孩子回印尼读书，又面临教育如何顺畅衔接的难题，这让家长们一筹莫展。
就在此时，印尼政府全面解除多项排华条例，不仅正式废除中文禁令，允许开办华文教育，允许华人使用华文姓名、出版华文报刊，还将春节定为全国可选假日。
我意识到，终于有机会实现父亲的嘱托了。我问朋友，如果创办一所中、英、印尼语三语教学的学校，他们会不会把孩子送来？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会”，这让我信心大增。那时，我心里想着鲁迅先生的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我，就是要把这条路走出来。
我将学校命名为“培民学校”，初衷是为印尼培养优秀、有道德的国民。我希望来这里学习的孩子不仅会中文，还能接受优质的国际化教育，掌握先进知识，未来成为栋梁之材。
在我看来，教育是一项慈善事业，但办学校必须运用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作为私立学校，我们如果不能实现盈利，学校就无法持续发展壮大；但同时，我绝不会让任何一个想学习的孩子，因经济困难而失学。
我找到妻子的哥哥，一位财力雄厚的华人企业家，请他资助我，首要的是解决校舍问题。他给我两个选择：一处是公司新建的办公楼，离市中心近，就在高速路边上，但场地相对狭小，且需要改造；另一处有4万多平方米，但位于市郊。我果断选择了前者，因为我认为学校要建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才能快速打响名气。
我们很快将办公楼改建成校舍，同时全面引进新加坡中西结合的教育体系，并开始招生。起初计划招收100人，且做好了亏损五六年的心理准备。
开学的第一个月，我们只招到27名学生，当时老师比学生多；但第二个月，学生猛增至300人；第三个月，超过600人；半年后，学生达到1100人。家长和孩子对华文教育的渴望远超预期，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校舍容纳不下如此多的学生了。
培民学校在印尼的第一个校区
峰回路转。一位每天来学校接送孙子的老太太，让秘书转达说想见我。见面后，我感谢她对培民学校的信任，她却摆摆手，说要感谢我，因为她的孙子终于有机会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她告诉我，离学校不到100米的地方有一块约5000平方米的土地，目前正出租给其他人使用，如果学校需要，她愿意以优惠价格转让，而且如果学校暂时拿不出钱，可以等有钱了再付。
半年后，这块土地上建起了培民学校老校区的小学部。而且因生源充足，学校财务状况很快好转，短短3个月，我们就付清了全部土地转让款。
25年风雨兼程，培民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在雅加达，除老校区外，城北新校区的学生已超1500人；万隆、三宝垄分校的学生均在600人以上；玛琅、巴厘巴板分校的学生也都超过300人。目前，在校学生总数超过4000人。
2026 年 3 月 7 日，印尼雅加达培民学校 25 周年校庆文艺演出现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建校之初，华文教育刚在印尼解禁，华文专门师资极度匮乏。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从中国聘请拥有正式教师资质的师范院校毕业生来印尼任教。如今，学校已有近80位中文老师，足以让孩子们学到地道的中文。
我始终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瑰宝之一，海外华人不应丢掉自己的文化根基和传统。因此，在培民学校的课堂上，老师会讲授《论语》《道德经》《弟子规》等经典，将尊师重道、孝敬父母、以和为贵等中华传统美德一代代传承下去。
我们还专门为从中国请来的老师编写教师手册，帮助他们快速了解印尼的国情与风俗。接下来，我们计划与暨南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合作，编写贴合印尼华裔子弟特点和需求的中文教材。
在学校管理中，除学校董事会负责学校整体管理工作外，培民学校还专门设立了学术委员会统筹全校的教学工作，确保学校的教育理念始终紧跟前沿。我们每年会组织各校区教师按照不同科目和主题进行三到四次集中培训，每次持续两周。虽然教师培训的投入不菲，但我认为这一切都值得。
学校也高度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我们严格按照印尼教育部的规定，开设印尼语、英语及其他文化课程，同时高度重视艺术教育，鼓励学生学习中西方各类乐器，引导孩子们从艺术中汲取不同文明的精华。
培民学校还是印尼第一家引入线上教学的学校。新冠疫情暴发后，我们立即开启网上授课，当地主流媒体对此做了报道。如今，印尼各校区的优质教学资源已实现线上共享。我可以自豪地说，尽管6个校区分布在不同城市，但教学质量保持在同等水平。
培民学校的教学质量得到印尼教育部门的高度认可，学校也与中国多所高校、中学及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文化和教育官员曾多次到校参观交流。
2024 年 6 月 12 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王思平参观培民学校，在培民礼乐文化中心与萧平及师生合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驻印尼大使也曾两次访问培民学校，原因是我校学生的剑桥体系英语考试成绩，比雅加达的英国学校还要出色。我还记得有一年带家人去美国旅游，在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办理签证，签证官看到我的身份是培民学校董事会主席，立刻称赞：“贵校是一所优秀的学校。”究其原因，美国多所知名大学在培民学校招生。
因良好的学术声誉，近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等中国知名高校，也为培民学校的毕业生提供优厚的奖学金，这让我倍感骄傲与欣慰。
当然，办学路上我们也面临着不少挑战，比如教师流失问题。但我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培民学校最大的优势是兴办华文教育的初心和文化传承，这样的精神支柱别人拿不走。从我个人来说，也乐见培民学校为印尼教育界培养更多优秀的教师。
此外，当下社会，年轻一代容易沉溺于电子产品，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使用中文，对深奥的中文知识和中华传统文化缺乏热情。为此，我们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来激发孩子们的中文学习兴趣，比如举办“中国行”夏令营，让孩子们跨越山海，亲身感受中华大地上的传统与现代交融之美。截至目前，我们已举办了20多届夏令营，每年都组织数百名学生探访中国，孩子们回来后，学习中文的劲头更足了。
回想20多年前，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受邀去银行做行长和办学之间，我选择了后者。相比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与枯燥的财务数据打交道，我更愿意看着一个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慢慢长大，成为优秀人才。
纵使我早已过了退休年龄，每天也都会到学校走一走、看一看，为学校的发展把好关、掌好舵。
现在，我又有了新想法。随着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黄金2045”规划深度对接，我希望培民学校能向高等教育领域迈进，为印尼社会培养高铁、航空、中医等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让培民学校成为中印尼教育合作、人文交流更坚实的桥梁。
（文中所有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