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罗海鸥
1995年，杨叔子与华中科技大学学生在一起。 图片由杨叔子院士家人提供
9月5日，华中科技大学老校长杨叔子院士90周年诞辰，其逝世也近一年。对杨叔子先生89年的人生历程作一个深情的回望和深刻的追思，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寓高贵于质朴，十分纯真厚道而又聪慧过人的人，可以说是一位“大先生”。
诗词造诣深厚的科学家
杨叔子是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首位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第一位当选院士的华中理工大学毕业生。他曾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中国人工智能协会副理事长等职务，长期致力于机械科学和工程的研究，在先进制造技术、设备诊断、信号处理、无损检测新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众多方面获得了重要成果，尤其是他带领团队成功地解决了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这一世界难题。他还是我国智能制造的首倡者和先行者，先后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与教学重要奖励20余项。
像我国老一辈优秀科学家一样，杨叔子有极高的文化修养，是文理会通的优秀科学家。他不仅在属于自己的自然科学领域有深厚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而且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修养，对人文经典和古诗词研究颇深、出口成章。他还是一位诗人，坚持诗词创作约60年，创作了700多首诗词，2017年出版的《杨叔子槛外诗选》一书挑选了近400首。他擅长在演讲和写作中引经据典，用诗词来丰富内涵，净化心灵，激发才情，这也成为其演讲和写作的一个特色。他大力呼吁让中华诗词走进校园。
在多个方面提出许多新的理念
杨叔子十分重视思考，注重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他经常对学生们说，上大学就是要做好三件事：学会做人，学会如何思考，学会知识及其应用。无论是写文章，还是作演讲，他都是思想、逻辑和文采俱全，常常会提出许多新思想。如大家熟知的，“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技，一打就垮；没有民族文化，不打自垮。”又如，教育要“育人而非制器”，等等。这里主要讲两点。
第一，背靠“五千年”，坚持“三面向”。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杨叔子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教育工作应当背靠“五千年”，坚持“三面向”。我国有非常优秀的教育传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背靠“五千年”的意思，但是有怎样的思想感情，有怎样的创造能力，有怎样的个性，这一定要符合时代的要求，要坚持“三面向”。他强调，高等教育应当把中国的大学生培养成为有创新开拓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第二，在关键科技领域没有知识产权，就永远不能真正自立。面对对外技术依存度远超过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大部分关键技术依靠进口的现状，杨叔子敏锐地提出，如果我们在关键科技领域没有知识产权，就永远也不能真正自立。
在中国大学掀起一场人文“风暴”
1993年1月，杨叔子成为华中理工大学第四任校长。此前，他连正副系主任都没有担任过。他的治校特点，有点像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无为而治”的风格。他依靠文化，依靠党委，相信同事，大胆放手，以文化人，润物无声，感染和引领广大师生追求卓越，争创一流。
杨叔子具有系统的教育理念，其核心是，教育要“育人而非制器”。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要培养人，培养活生生的人。如果把学生当作机器人看待，就永远不可能给予学生原始创新的能力。因此，我们要注重培养思想感情健康的、高尚的、有思维能力的人，爱祖国、爱人民、爱民族的人，能表现出原始创新能力、能开拓的人。所以，我们应当面对学生，把学生当作人看待，很好地开发学生的思维、情感、思想。
杨叔子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虽然只有四年半，但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最主要的是针对中国高等教育中多年来存在的“五重五轻”现象，即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的现象，积极倡导和大力推进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在中国大学掀起一场人文“风暴”，为这一顺应潮流、针砭时弊、涉及根本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作出了卓越贡献。
原载：《中国教育报》
杨叔子之“大”
杨叔子作为“大先生”，何以成其“大”？
“大”在情怀。凡成大事业者，必有大情怀。在杨叔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一种出乎本心的真诚、单纯和厚道。正是这一大情怀，使他在被选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时，在气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环境下，坚持每天早上4点起床读书学习，在等电车冷得要不断跺脚的情况下，仍能坚持默默背单词、学外语。正是这一大情怀，使他当上校长后，依然没有丝毫的官腔和架子，在上班路上仍能不时停下来，耐心听取师生的诉求。正是这一大情怀，使他狠抓教师队伍，大胆提拔年轻干部，让他们尽快挑大梁，将来担大任。正是这一大情怀，使他大力支持罗俊院士团队的科研工作，在学校经济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在引力实验室外面建了一座引力大楼，使引力实验室领先世界先进水平，被国际同行称为“世界引力中心”。
“大”在学问。在杨叔子身上，体现着“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统一。用他的话来说，做人是灵魂，做事是躯体，两者的融合，就是做学问，真正的做学问。
杨叔子身上凸显出“知性之知”、“德性之知”和“审美之知”三位一体的大学问家的画像。他的学问与人生高度融合在一起，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大学文化。他认为，大学定位在文化里，文化的本质是人，是化人和人化，要注重以文化人，以人化文。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培养什么人？要培养现代的中国人。如何培养人？就是要实现从注重专业教育、科学教育转变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在注重专业教育的同时，高度重视素质教育。
“大”在德行。杨叔子在《杨叔子口述史》里说，我一生的体会是，学好业务，做好工作，报效祖国，是最高的德行。
杨叔子是原华中工学院首届学生，本科提前毕业，留校当老师，成为学校最年轻的教授，成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的少数教授之一，放弃留在美国的机会，回国后继续致力于机械科学和工程的研究，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带出了一支高水平的团队，取得了卓越的科技成就。
大情怀、大学问、大德行，必然带来大影响。杨叔子一生诗礼传家、笃志报国。他秉承“清廉爱国，师表崇德”的家训，怀揣科技报国、文教兴国梦想，在60多年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贡献给了华中科技大学，为学校的建设和跨越式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无数师生心目中的“大先生”，他的影响力是积极深刻、广泛且久远的。
杨叔子渐行渐远的背影，是我们的正面、前行的方向。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杨叔子这样的“大先生”。
（作者系广东开放大学原党委书记，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