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余物非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24日清晨，在印度尼西亚东部中苏拉威西省莫罗瓦利县（Morowali Regency， Central Sulawesi）的中国—印尼青山工业园区内，一座冶炼炉在检修过程中发生爆炸。截至2024年1月8日，此次爆炸已造成9名中国工人和13名印尼工人死亡，数十名伤员仍在接受治疗。近年来，中资企业的投资加速了苏拉威西岛的工业化进程，越来越多有钢厂工作经验的中国农民工也选择到这个印尼的偏远地区寻找工作机会。但狂飙之下，安全风险也在悄然逼近。
熔炉的巨响
2023年12月24日本是苏拉威西岛西岸繁忙的印尼莫罗瓦利青山工业园（Indonesia Morowali Industrial Park，简称“IMIP”）的寻常日子。苏拉威西岛位于南半球赤道附近，雨季阴沉多云，天气一如既往的闷热，烟尘从24小时不停歇的冶炼车间持续飘出，园区笼罩在一层薄霾之下。当地时间早上5：30前后，太阳还未完全升起，来自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的工人赵景天正在园区一家冷轧厂上夜班。他突然听到一声巨响，随即看到隔壁厂区一个近30米高的镍铁熔炉底部燃起大火，浓烟滚滚。
IMIP园区管理方发言人告诉媒体，起火的41号冶炼炉隶属于印尼青山不锈钢有限公司（PT Indonesia Tsingshan Stainless Steel，以下简称“ITSS”）的镍铁加工厂，事发于锅炉检修期间，“当炉子不运行时，炉壁内有铁渣倒流出来，与现场可燃物接触，引发了火灾”。两位中国籍工人与本刊记者分享的一份内部通告上说，事发前，41号炉在生产时出现“炉温异常”，“经现场区域负责人商议后决定对41号电炉做预防性检修”，但就在工人为锅炉加装铁板作业时，“炉内耐火砖突然塌方”。“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后，安全通道较少”，也导致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36岁的印尼籍工人哈斯利赫·索纳（Hasrih Sonna）是莫罗瓦利工业园区工会矿业与能源联合会（Federation of Mining and Energy）的主席。作为园区内锅炉设施的安全检查员，他从2016年起在园区上班，负责生产安全。他向本刊确认了两位中国员工与本刊分享的信息，并提到这口ITSS的事故锅炉采取的是相对成熟的回转窑－矿热炉（rotary kiln-electric furnace）火法冶金技术。耐火砖失效后，“倒进去的铁渣温度可达1600摄氏度以上”。印尼媒体《罗盘报》（Kompas）报道称，现场还有维修时带来的一定数量的氧气瓶，有可能加剧了火势。
赵景天回忆，“烟冒得很厉害”，为了逃生，有人从很高的地方往下跳。赵景天的闻喜老乡、在苏拉威西某钢铁公司担任炉前工的王梓莊告诉本刊，当天晚上上夜班时，他的印尼同事同他分享了事故现场的一则视频。视频中，约10米高的一处豁口散发着浓烟，隐约可见一点红色的火光。先后有八位穿着灰白色工作服、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从豁口跳下。有的人试着跑了两步直接瘫倒在了路中央，还有的捂着受伤的胳膊，一瘸一拐地离开。“一出事，上面温度太高，急得不行。我这里的炉子每一层都能逃跑，他们应该是跑不了才选择跳下的。”王梓莊说。
在警方事发当天公布的第一批死者名单中，赵景天和王梓莊注意到了闻喜同乡、37岁的炉前维修工人李红俊的名字。李红俊的年龄和工作经历都和他们类似。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在苏拉威西务工的闻喜老乡都有自己的群，王梓莊估算，闻喜县有超过300人在苏拉威西岛的钢厂务工。“看看他们，都有不同的故事。”王梓莊告诉本刊，“有离了婚来这里的。还有生意失败来这里的。还有和我一样，钱不够花来这里的。”
从闻喜钢厂到印尼钢厂
从运城市区到闻喜县城可以走国道。1月初，国道两旁大都是稍显荒凉的玉米地和低矮的平房，县城的街上和周边的村庄也十分冷清。留守的老人们要等两个月才开始农忙。街上也几乎没有年轻人，在外打工的青壮年要过两周才开始返乡过年。
李红俊的家在比县城更偏僻的裴村。裴村有800余户，在册人口4000多人，在当地算个大村。村里立着牌坊的主街被紧密相连的12个队包围着，当地村民们都知道李红俊家在9队，家里条件比大多数村民差一些。李家的房子远离主街，相对靠外，离穿村而过的国道只有不到100米。房子门面有约5米高，两扇大铁门上的福字和门楣上金色的“德泽福润”，显得很气派。
李家的这栋新房比同村大多数人都修得晚。李家的亲戚和邻居告诉本刊，从上世纪80年代起，同一块地皮上是李红俊祖父一辈盖的房子，里面三间小屋挤着三代人。2018年，老房已经是一下雨就漏、不再适合居住的危房，李红俊才下定决心建起了有六间屋的新房，但里面的装修至今只完成了一半。
在邻里眼中，身高一米八多、体格健壮、四方脸的李红俊一表人才。他还是把干活的好手，能一个人拎起一袋几十公斤的麦子。只要他人在村里，大家知道他能干，常找他帮忙。开朗爱笑的他几乎没拒绝过。不过，赞不绝口之外，谈起李家，村民们常常忍不住摇头叹息，慨叹他们时运不济。
在裴村西南不到5公里的地方，一排排的烟囱和高炉在平坦的运城盆地上拔地而起。一些闻喜村民管这片钢筋水泥建筑群叫作“万亩钢厂”。2001年开始，山西煤钢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当时，“万亩钢厂”的主人海鑫钢铁是山西省第二大的钢铁企业，位列全国民营企业50强。在鼎盛时期，海鑫的这片产区每年创造将近1万个就业岗位，贡献了闻喜县超过60%的财政收入。
裴村的老人们介绍说，在21世纪的头10年，海鑫钢厂的吸引力并不比省外打工差。每当快到早上8点和晚上8点钢厂换班时，村里的青壮年们穿着统一的厂区制服，搭着三五成群的轿车、摩托和电动车去繁忙的厂区上班。和李红俊做过12年同学的发小张载誉告诉本刊，他们还在读中学时便对这种“去钢厂上班”的氛围耳濡目染。
但李俊红没有赶上更好的时候。2008年，李红俊已经是从裴村到海鑫上班队伍中的一员，一个月薪水不到4000块。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报告，2008年下半年，市场需求锐减，钢铁价格持续下跌，产成品库存急剧增加，钢铁业资金周转愈发困难，行业经历了第一波“寒冬”。李红俊的一位姨妈说，在海鑫上班期间，他的工资基本没涨过。2014年3月，海鑫宣告破产，大批工人下岗。2016年，海鑫重组为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但与鼎盛时期的海鑫无法相提并论。根据闻喜县政府2022年10月公布的数据，建龙的总资产比第一波“寒冬”前的海鑫缩水了八分之一，也比海鑫少雇2500多名员工。
从2016年开始，李红俊和妻子南下无锡，去那里的电子代工厂干活。那时，李红俊的姐姐也在无锡打工。现年70岁的李建顺是李红俊的大伯，家离李红俊家只有十余米远。在李红俊跟妻子和姐姐在无锡打工时，李建顺一家和李红俊父母相互照应。
李建顺告诉本刊，在李红俊开始去无锡打工后的两年，家里有两件事让他压力倍增。2017年，他腿脚不便的母亲做了双膝置换手术，一家人为此东凑西借了6万块钱。2018年，自家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破败得不再适宜居住。父母二人不得不搬到了村里亲戚家借宿，李红俊决心盖起新房，其间借了20多万元的外债。
村民们记得，李红俊父母二人都腿脚不便，又有点高血压，很难干重活。尽管如此，老两口还是承包了十多亩邻居的闲置土地，连同自家四五亩耕地，扩种小麦和玉米，希望能卖粮食挣些钱。他们还试着投资做能用作药材的红芹，但种植并不成功，赔了钱。一家的生活费和债务基本还是需要依靠李红俊。
也在无锡一家电子厂上过8年班的王梓莊说，那边“基本上都是天天12小时，休息时间很少，全靠加班”，“夫妻俩的话收入一年5万到8万”。这笔收入对于上有老下有小，另有近30万外债的李红俊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王梓莊和裴村的邻里也提到，从2020年开始，电子厂的海外订单锐减，钱也越来越不好赚了。
2021年，李红俊回裴村过完春节后，没有再和妻子一起回无锡。他的姐姐和李建顺告诉本刊，急着还债的李红俊听朋友说印尼的钢厂收入不错，就经人介绍参加了青山集团旗下公司在闻喜县城举办的招聘会。很快，他重新拾起在海鑫习得的炉内手艺，成为苏拉威西岛IMIP园区的一位钢铁工人。
苏拉威西岛：印尼的“渔村变工厂”
苏拉威西岛位于偏远的印尼东部，是一个面积与广东省相当的大岛。其轮廓类似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K”，岛屿中部被险峻的山脉覆盖。四个半岛的相互往来基本依靠海路，进出岛屿也不算通达。苏拉威西岛的主要城市基本分布在西海岸，而莫罗瓦利县则坐落在地势崎岖的东岸。15年前，莫罗瓦利海滨只是一些人烟稀少的渔村，原住民建起的高脚屋点缀在成片的海岸雨林间。
常驻苏拉威西岛、精通中英文和印尼语的学者赫蒂彻（Khadijah）长期研究当地中资工业园区及其周边社群，曾进入过IMIP园区。她告诉本刊，很多印尼人以前都没听说过莫罗瓦利，他们常用“妖灵扔掉小孩的地方”（jin buang anak）这一印尼俗语来形容苏拉威西东海岸的偏僻。但镍矿的开发和产业链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就像是复制了深圳的那套说法，‘渔村变工厂’”。
随着近些年新能源车的发展，镍已经成为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材料之一，如镍镉电池中就含有镍，能够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印度尼西亚拥有世界上已知最大的镍矿床，其中大部分位于苏拉威西岛。直到本世纪初，由于交通不便，苏拉威西东部的镍矿贮藏依然很少有人问津，有心淘镍的企业家和工人也更多地将未经加工的矿石直接从岛上运走。2009年，全球最大的镍生产商之一、中国民企青山集团反其道而行，开始在这个昏昏欲睡的海岸投资建设镍铁冶炼设备和配套火力发电厂。这个项目被工人们戏称为“青山一期”。青山也成了最早在当地建厂的海外企业之一，一些来自美国、日本、巴西等国的企业随后也开始进入苏拉威西岛。
2013年10月，在中国和印尼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青山控股集团与印度尼西亚矿业公司八星集团（Bintang Delapan Group）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出资建设IMIP工业园，其中青山负责机场、码头、电厂、水电供应等内部生产设备和基础设施，八星负责处理园区对外联络事务，比如印尼籍员工的人事，与当地政府、社会和宗教组织打交道等。
IMIP园区的设立与印尼政府进一步发展本国重工业的战略不谋而合。为了加速工业化和创造就业机会，2014年1月，印尼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出口包括镍、铜、锡、动力煤等未加工矿石。出口禁令让IMIP受到印尼高层的重点关注。2015年5月底，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带着五位部长、中苏拉威西省省长和莫罗瓦利县县长来到园区，并亲自宣布作为IMIP园区首个入园项目的“青山一期”正式投产。
从那以后，园区的招聘、生产和加速扩张全面拉开了序幕。赫蒂彻指出，从2017年起，IMIP进驻的企业越来越多，其中大多数都有青山集团的持股。企业开始在印尼各地和中国大量招工。园区门口开始出现大量苏拉威西人焦急地等待着工作机会，展现着它的“巨大吸引力”——“在苏拉威西岛上，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开工了，都在去那边工作。”
工业园的发展有着火箭般的速度。根据印尼人力部提供的数据，园区在2020年就拥有了4.3万名工人，其中有约5000位中国籍员工。截至2023年2月，根据香港《南华早报》从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Komnas HAM）获得的数据，园区内有至少70758名印尼工人和10690名外国工人，其中绝大部分外国工人来自中国大陆。
投产9年后，如今的IMIP占地超过3000公顷，有5000多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园区内有自己的机场、海港、高档酒店、员工宿舍等配套设施和超过50家进驻的企业和工厂，“大部分还是一个建设中的状态，整个园区可能只有30%的工厂在正式运行，还有很多东西在建设中”。赫蒂彻告诉本刊，工业园成了“一块有很多传说的经济‘飞地’”，“人们觉得在莫罗瓦利，好像卖什么都能发财。比如说，你号称要建园区外的工人宿舍，只放上一块基石和一块砖，未来的10个房间就被预定出去了”。
苏拉威西迅猛的工业化进程让印度尼西亚和青山集团在全球镍和不锈钢产业链上变得举足轻重。据世界权威矿业和金属信息服务商“金拓”（Kitco）统计，从2020年至2022年，印尼本土的镍产量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6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近一半。青山集团也对外宣称，公司在苏拉威西建起了中国之外规模最大、产业链最长的不锈钢城。
如今，苏岛东部海岸的雨林和农业用地已经被笨重的起重机、巨大的仓库、成排的电线塔、连片的铁皮小屋所取代。绝大多数印尼工人并不住在园区内的员工宿舍。早上上班时，狭窄坑洼的乡道上挤满他们的摩托车。园区周围开着很多招待所、小饭馆、商店、洗衣房、裁缝店和摩托车修车摊。这里的一切都以工人和工厂为中心运行着。
中国员工与园区外的印尼社会生态基本是隔绝的，生活也相对单调。王梓莊和另一位曾在苏拉威西打工的中国人说，绝大多数中国工人的护照都被统一管理，住在园区内的宿舍，不能自由进出园区。
在新冠疫情期间，常驻印尼首都雅加达的中国籍教师王文振开始为印尼中国劳工提供包括心理咨询在内的各类帮助，也关注工人们的工作处境。他告诉本刊，工厂几乎实行封闭式管理，假日公司会派车带工人出门采购。工人们平常都会通过社交网络来打发时间，但通常情况下，公司有严格的能发什么、不能发什么的规定，违反规则会被处以数额巨大的罚款。
尽管生活单调，但人们并不过多抱怨。赫蒂彻说，在苏拉威西岛务工的中国人中，像李红俊这样“出海打工还债的人，特别常见”。因为能花钱的地方不多，只要不喝酒赌博，存下钱并不是难事。
狂飙之下
在苏拉威西岛，有中国钢厂工作经验、背景各异的务工人员，与资历尚浅的印尼工人成为同事。印尼工人、工会领袖哈斯利赫·索纳告诉本刊，每个炉前工作小队的标配基本是3个中国人和5到10个印尼人。为了让中印两国工人的沟通更顺畅，苏拉威西岛的工业园区内配备着几千位翻译，每个小组至少配备一名翻译。同组之间，两国工人交流频繁，共同保证合作完成生产任务。但这种安排中也暗藏风险。索纳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配一个翻译，所以有时翻译人员不够，交流起来就会有困难。处理紧急情况时，情况就变得复杂。”
截至2024年1月8日，此次青山工业园的爆炸已造成9名中国工人和13名印尼工人死亡，还有数十人在接受紧急治疗。“12月24日的高炉爆炸是印度尼西亚有史以来造成人员伤亡最严重的金属工业事故之一——如果还不是最严重的话。”雅加达智库“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CELIOS）研究员穆罕默德· 拉赫玛特（Muhammad Zulfikar Rakhmat）说。
ITSS在事发后停产，正在接受当地警方和印尼有关部门的调查。人们还在等待事故原因的最终结论。本刊在青山控股和涉事子公司永青集团官网上提交了采访申请，但截至发稿并未收到回复。
工业园的风险，并非没有提前预警。三年疫情期间，随着资本的涌入，IMIP园区继续狂飙突进。印尼政府逐渐遭到一些批评，认为其过于看重招商引资和生产效率，忽视了员工安全和环境考评。2022年7月，有学者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亚洲比较法期刊》（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上发文提及，印尼国会在2020年11月通过的《创造就业法》简化了繁冗的外国投资审批程序，同时也修改了有关劳工和社会保障的法律条文。新法本质上是“去监管”，更有利于雇主。颁布后的众多改变之一，是工人每日可加班的法定时长大幅上升。“镍铁部门一周工作时长是40个小时，但是经常有人会超时工作到一周50个小时。”索纳说。
有三位分析人士向本刊指出，法律更改之后，IMIP园区内也越来越突出“效率至上”和“产量至上”。赫蒂彻指出，企业在莫罗瓦利的投资好像都带着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希望提高产量，尽快回本获得利润”；工厂也把工人们催促得“一个比一个快”。
工人的加班加点和追求速度在此前已经酿成了一些伤亡事故。穆罕默德· 拉赫玛特长期关注印尼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他援引苏拉威西合作伙伴的数据告诉本刊，在2023年12月24日前，苏拉威西岛的镍和不锈钢加工厂当年至少发生了19起事故，导致16人死亡和37人受伤。
此次生产事故在印尼引起了广泛的反思与问责。印尼工业部长在1月3日的媒体发布会上表示，他已经同中方官员交涉，双方要对苏拉威西冶炼厂的安全状况进行评估与改善。中苏拉威西省人力和移民办公室主任阿诺德·菲尔道斯（Arnold Firdaus）告诉彭博新闻社，运营莫罗瓦利事发锅炉的ITSS近几个月来没有报告健康和设备安全情况。他提到，冶炼厂行业的监管并不理想，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他自己的监管团队也面临人员短缺。
“我们缺乏职工安全和健康专家。”菲尔道斯说，“我们只有一名消防专家、一名电工、一名锅炉专家，以及两到三名督导人员。但这里至少需要25人。”
对于李红俊来说，在印尼淘金的头两年，自己和家里的一切似乎都在变好。家人们回忆说，他超过1万元的月薪比在无锡时几乎翻了倍。到2023年，新房的六间房中的三间完成了装修，他的父母和孩子也不再需要借宿在本地亲戚家了。半年前，由于工作表现突出，李红俊被提升为班长。他开始带着印尼人和中国人一起在炉前干活，月收入又涨了几千块。
每在印尼工作半年，李红俊能回裴村休息两周。上次他回家和亲人见面是去年7月份。他的姐姐说，弟弟带回了印尼的巧克力和白咖啡，还有当地的药品，说是能缓解父母的高血压和高血脂。李红俊跟大家有说有笑，时不时还去大伯和伯母家帮忙搬东西。
李红俊的父母曾经表现出了一丝忧虑。伯母记得，他的父母劝他能不能不要去那么远，毕竟不和媳妇、家人在一块，在近处少挣点也行。李红俊回答说，人家都在外头挣得多，他也想去，而且自己越来越适应了。他的大伯李建顺回忆说，李红俊告诉他们：“挣了钱，把债还了，就不干了，好吗？”
但很快，一家人又陷入了经济困局。发小张载誉说，去年9月，李红俊父母二人收上了玉米，可是玉米价格一路走低，始终没卖出去。10月，李红俊母亲在骑车送他10岁的孩子去县城上小学，在快到闻喜县城的一个路口遭遇了交通事故。孩子身体没有大碍，但母亲的肋骨骨折，头部和脸部严重受伤，需要住院治疗。他的姐姐说，这些情况，李红俊都知道。
李红俊最后一次与家人视频通话是在12月22日冬至。母亲出院没多久，需要在家卧床休养。家人问他在印尼怎么样、什么时候回，他只说挺好的，不用担心，也不想家人们多问。
2024年1月9日下午2点多，李红俊的骨灰回到了裴村。
当天晚上，张载誉前去吊唁。他的弟弟也在苏拉威西岛的钢厂上班。爆炸后，除了ITSS，其他工厂仍在正常运转。春节前后，张载誉的一些朋友依然会去县城，参加青山园区的招聘会，寻找去印尼打工的机会。“这里一个月五六千，印尼那边一个月一万五六千，能去估计谁都去了。况且在家里，就能保证不出事吗？”
（应采访对象对于个人安全和隐私的要求，文中除李红俊、李建顺、王文振、哈斯利赫·索纳、穆罕默德·拉赫玛特外均为化名。感谢赫蒂彻对本文提供的大力支持）